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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何以批判日常生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30 点击: 758 次 我要收藏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困顿
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众说纷纭的学术议题,是一个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它直接涉及到高校学制中美学和文艺学专业所面临的文化研究冲击问题,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要不要接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传统美学和文艺学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要不要,该不该顺势“转型”的一个论争焦点。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国内言及这个话题多有引述的一本书,是本文作者和张岩冰合译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作者2000年访问上海时所赠,是一本努力融合传统和后现代视野的美学文集,伦敦圣贤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没有德文的底本,所选的十一篇文章,均系从德文译出,并非作者用英文撰写。但是《重构美学》的英译本文风干涩,文章本身既缺乏美感,翻译亦倍感辛苦。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固然有很好译稿校阅传统,但所谓荷马也有打盹时,《重构美学》中用来形容电视观众的“沙发土豆”(sofa potato)一语,给译稿校阅者画蛇添足,改成了“坐在沙发上吃吃土豆片”。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术语,其话语权考究起来,也耐人寻味。陶东风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鼎立鼓吹者,固然有理由申张“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术语的话语权。但是早在2001年,周宪刊于《哲学研究》上解读文化“视觉转向”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一文,已经使用了这个术语,唯以“美学化”而非“审美化”对译aestheticization。所以周宪也有理由申张这个术语的话语权。无独有偶,《重构美学》的译稿校阅,一度也将“审美化”改作“美学化”,唯因本文作者感觉“美学化”一语多学院气,又改回较为通俗“审美化”。再往上看,至少2000年出版中译本的,是为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另一个主要理论来源的英国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其第五章的标题就是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everyday Life,只不过译者刘精明将它译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就此而言,本文作者作为《重构美学》的译者,是不是也可以要求“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提法的发明权?再往上追究,有人提出还可以上溯到周作人之续写日常生活的平淡和诗意,以及“五四”之后的“新生活运动”,甚至,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当然这其中讨论语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问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取向,该当何论?按照陶东方和金元浦的观点,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出现的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现象,既不是艺术的堕落,也不是生活的升华,反之艺术与当下生活的生动联系,恰恰是美学“重出江湖”的绝好时机。即是说,当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的时候,美学自然也要突破原有界限,随生活的转向而拓展新的领地。但是反过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精神价值坐标?甚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眼下新兴热门学科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主流方向?这绝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陶东风的老师童庆炳和金元浦的老师钱中文,对他们两位的高足热心阐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内涵,就大泼冷水。童庆炳借用当年自己老师黄药眠的说法,讥之为那是食利者的文化,与普罗大众毫不相干。故称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大体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艺学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对当今日常生活走向及其与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所持的不同看法,当非空穴来风。
不应忽视《重构美学》的作者韦尔施本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抱鲜明的批评态度。他认为这场“审美化”浪潮,是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并席卷进去:我们可不是在美容院里残忍地美化着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早已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对此他讥嘲说,“未来一代代人的此类追求,理当愈来愈轻而易举:基因工程将助其一臂之力,审美化的此一分支,势将造就一个充满时尚模特儿的世界。”[[1]] 这类模特儿,毋宁说就是所谓的“美人”(homo aestheicus)。韦尔施给予这个概念的说明是,他受过良好教育,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具有洞察幽微的鉴赏力,懂得趣味,总之不再追根刨底作形而上穷究,而是潇洒地尽情享受生活。这个“美人”的形象,替代了不久以前还出尽风头的知识分子,焕然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
这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话语,根本宗旨在于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现实展开批判。离开这个批判语境,一切貌似中立的欣赏和分析都将显得言不由衷。诚如韦尔施本人强调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结果是美失落了它更深邃的可以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游移在肤浅的表层,崇高则堕落成了滑稽。从这一视角来看,今日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学术内涵,就并非如一论者所言,是实现了先锋艺术冲破艺术边界的努力,相反是把传统的艺术态度引进现实,加以泛滥复制,导致日常生活出现审美疲劳、艺术疲劳,说到底还是镜花水月的一种反照。由此西方从上个世纪开始的日常生活批判,放到上述语境中看,当不失其催人警醒的现实意义。

二、日常生活的两面性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1947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面世开始,西方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是日常生活,而不是言人人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列斐伏尔生于1901年,以九十高龄谢世,一生著述达六十余种,可以说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风风雨雨。其对日常生活和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不但贯穿了他的所有著作,而且深深渗入了他的哲学态度。列斐伏尔哲学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是在实践和理论、具象和抽象的相互辩证中间,最终探明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原动力。这个原动力被它定位于日常生活批判,而到70年代,又补充以空间生产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相当程度上,都是后现代消费文化和都市空间研究的先驱。诚如马克思哲学的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著名论断,1968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列斐伏尔的类似呼应:“哲学的局限是高谈真理而忽略现实,它总是在平衡日常生活的局限:重视现实而忽略真理。”[[2]] 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武器,由是观之,便是参入日常生活,撼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外观,而一旦深入日常生活的纠缠,未必没有可能导致哲学自身的分崩瓦解。这是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当代社会学以消费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由此展开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背景。
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前提,是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所谓殖民化,指的主要不是二战以后亚非国家纷纷争取独立的非殖民化运动,相反它是指现代性所呈现的一种新形式,表现为世界秩序的一种重新安排,帝国主义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再一次重构它的殖民统治。具体来说,这一回,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是发生在都市这一地理空间。都市空间见证了精英富人空间和地方贫困空间的两极分化。而最终无可逃脱的,是美国文化的大殖民。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中,美国化一方面是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也成为一切传统失落,一切文化危机的替罪羊。至于各国电影频频模仿好莱坞、美国式广告和商品潮流长驱直入、美国汽车充斥大街,这一切都可视为殖民关系的标志。但是这里一味谴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在于分析,那么,怎么展开分析呢?
从美学层面来看,假如把日常生活设定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对象,日常生活无疑具有光明和黑暗与共的两面性。日常生活经商品化下来,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的口号响彻每一个角落,它是机械刻板、平淡无味的,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复。但机械刻板的平淡之中或者可以见出诗意,所以重复的不仅仅是日复一日的平庸,同样也有快感。日常生活中的周末、节假日,以及休闲和聚会活动,作为自由意志对于日常惰性的暂时解脱,如此都构成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亮点。耐人寻味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海默(Ben Highmore)在他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的探究,比作福尔摩斯探案。这里的逻辑是,就像日常生活总是乏味而令人沮丧,福尔摩斯一旦被日常生活中盘根错节、勾心斗角的神秘氛围所困,他也气恼。福尔摩斯对他的助手医生华生,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华生,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对日常生活里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对那些稀奇古怪、违背常理的东西,都是心有独钟的。”[[3]] 这话只有说对一半,心有独钟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华生怎样喜欢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更是套话。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故事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年,期间福尔摩斯经常是不堪日常生活的平庸机械刻板,好几次忍无可忍,差一点就要发疯,甚至不得服食可卡因来麻醉自己。他心有独钟的是那些“稀奇古怪、违背常理的东西”。所以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扑朔迷离的案情需要福尔摩斯来拨开云雾,一方面福尔摩斯本人,也委实不断需要有新的案子出来,可以振作一下他给日常生活的沉闷窒息得麻木不仁的神经。
关于日常生活的美学可以怎样具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或者说,在单调和平庸的背后,潜藏着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福尔摩斯对华生有一段名言,大致是说生活本身远比我们最离奇的想象,也更要离奇。假如他和华生可以手拉手飞出窗户,翱翔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轻轻揭去一家家屋顶,准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世情,在一代代演绎下来,足以叫一切写小说的想象,黯然失色。在日常生活中看出并不日常的东西来,这就是福尔摩斯的美学,不妨说也是一切解码日常生活的努力,梦寐以求的目标所在。问题是一般人未必具有福尔摩斯的天赋和才情。福尔摩斯可以根据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何许人也,他出其不意的惊人判断,常常叫华生也叫读者大吃一惊。可是从根本上说,福尔摩斯破译日常生活的方法,是科学和理性的方法。这似乎是所有侦探小说的传统,一如这个传统的鼻祖,爱德加.艾伦.坡笔下的杜邦,同样是坚信唯有数学的精确,可以破解日常生活里神出鬼没的奥秘。所以说到底,即便是福尔摩斯故事这样位居文学边缘的侦探小说,也是坚定不移地在日常生活的千头万绪中,凸显高扬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来。就此而言,福尔摩斯的日常生活美学,可是说是重申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
有意思的是,福尔摩斯攀援日常生活蛛丝马迹,破解惊天大案的侦探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典型方法。1917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即委婉表明,对于理解日常生活,精神分析可能是一把最好的钥匙。日常生活表面上杂乱无章,但是杂乱无章的表象将成为精神分析的主要对象。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精神分析从来不夸口它不相干琐屑的事情,相反它所观察的材料经常被其他科学讥讽为琐碎、平凡、无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现象界里的废料。但是,在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难道重大事件不是通过琐屑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吗?在弗洛伊德看来,深入到无意识领域,将可以发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当然,踪迹是笼罩在迷雾之中,非作鞭辟入里的精神分析,无以示人。至此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用了一个足可交通杜邦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传统的比喻:

或者假使你是侦探,侦察一个谋杀案,你能期望杀人犯在现场留给你一张有姓名地址的像片吗?难道你不会因为已经有了你所要找的蛛丝马迹便感到满足吗?所以微乎其微的符号也有它相当的价值,是不容我们轻视的;通过这些信号也许可能发现重大的事件。[[4]]

精神分析的这一方法,和它所推举的侦探小说的破案方法一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美学方法。它将关注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琐细事件,对于其他学科每容易想当然忽略过去的细枝末节,给与充分注意。由是观之,无意识作为被压抑的性本能,它无从寻觅又无所不在的特征,正相似日常生活中目不可见,然而酝酿出无数悲欢离合故事的无所不在的“日常性”。
这样来看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它的要害在于当在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挖掘言所不能言的革命意义,而不是给公共空间中美轮美奂,美得已经令人神经麻木的审美化商业景观锦上添花。由此福尔摩斯和弗洛伊德的上述逻辑,和曾经盛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纲领,又可以再一次交通起来。超现实主义的第一家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1924年创刊,由法国社会学家纳维勒(Pierre Naville)和和诗人佩雷(Benjami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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