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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技术关联时代的美学走向——杜夫海纳对技术对象审美化的探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8 点击: 1056 次 我要收藏

杜夫海纳说,审美对象从来都没有一个封闭的、完整的体系,它永远是开放的、有待继续完善的“家族”系列,审美对象的不断变化、不断丰富是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和深入紧密相关的。它在当代的显著标志就是:技术对象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艺术与生活的新的纽接点,成为大众新的审美对象:“随着工业美学的诞生,技术对象往往作为审美对象被提出来。”(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可以说, 技术对象的审美化代表了当代美学把审美生活化与生活审美化的最新走向之一(注:自50年代以来,当代美学除了把艺术生活化,技术对象审美化这一发展趋势外,它的另外一种走向是重新探讨对自然的审美经验,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杜夫海纳与英国R.W.赫伯恩,前者于1955年后者于1963年分别撰写了《自然的审美经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杜夫海纳《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一文力图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勾勒“工业时代”美学的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内容主要包括技术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技术对象转化为审美的对象的条件、特点,以及作为技术对象的审美对象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精神。此外,在本文中,杜夫海纳还对《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某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深化。对审美对象与情感先验的独到研究,对技术对象审美化的探讨体现了杜夫海纳学说的特征。杜夫海纳受到了西蒙东《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的启发,他认为,西蒙东书里最有价值的是,探讨技术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世界的协调一致”。不过,在方法上,西蒙东主要采用的是发生学方法即考察活动自身的演变、发展,杜夫海纳则选择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即考察活动的结果即对象自身,此种方法与他考察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自然的审美对象等所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1.什么是技术对象?杜夫海纳认为,对技术对象下个确切的定义极不容易,需要在与使用对象的区别中来规定。比如,工具、机器、工厂等是技术对象,而服装、家具房屋等则是使用对象。其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都表明一种技术性,都用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其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对象已经构成产品,它们在消费和享用中达到了自己的直接目的,而技术对象却处于生产流程之中,为针对其他目的的动作服务,这种对象在为人服务的同时,也要求人们为它们服务,如工人应该能调整和保养他的机器。另一方面,技术对象与使用对象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在某些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换,比如一条船或一辆汽车,在认识和使用它们的人看来是技术对象,但在漠不关心或懒惰的使用者的心目中,它们就完全变成了使用对象了。
技术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杜夫海纳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又相互区别的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技术不仅能够促进艺术创造,而且还能促进审美,即不仅培养自己的艺术家,而且培养自己的鉴赏家,比如,古代的青铜艺术作品就与当时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当代的雕塑、电影、音乐等作品的创造更需要高科技的加盟。这意味着审美对象为了它的产生往往求助于技术手段,此种技术手段除了能把作品广为传播外,有时还赋予作品新的面貌,为欣赏者提供、创造新的审美手段,开拓新的审美天地,如乘飞机与坐海底观测船所获得的审美经验与在地面和海上所感觉到的审美经验就有明显的差异。反过来,新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也促使新技术的问世与发展,但是,仅仅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因为技术活动并不等于审美活动,反之亦然,如杜夫海纳所说:“人们看到了技术与美学之间的区别,技术对象既与世界相分离,同时也分离世界,它本身也是被分离的。审美对象却是统一的,它邀请我们与世界重新统一起来。”(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10页。)活动的相异性必然导致活动结果即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注:杜夫海纳在此所说的审美对象指的是艺术作品审美化的对象,技术对象审美化的对象他称之为美的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对象的无名、抽象与审美对象的有名与具体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当然不是说技术对象的问世没有它的作者,而是说即使它带有某个发明者的名字也还是无名的,狄塞尔(Dissel)发明一种新式发动机和梵.高创造一种新的绘画风格并不是同一回事。杜夫海纳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从感性与意义的关系看,技术对象的意义不是它的感性形式所必需的,也不内在于它的感性形式,两者之间并非象审美对象那样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从技术对象与世界的关系看,技术对象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为了征服世界倾向于对世界施加暴力,如火箭劈开空间,高速铁路横穿大山等。当技术对象如望远镜、显微镜或计算器更直接地为认识服务时,这种认识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征服世界,它用工程师所整治的被创造的自然来代替占卜者或诗人心灵中的原生自然,“相反,……审美对象是具体的,它充分地、明确地按照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在感性的光辉中存在着。……它自身包含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种意义或一种可能。此外,它很可能来到这个世界居住,与它协调一致,而不对它施加暴力。”(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
其次,概念逻辑与行动逻辑的主导性和情感逻辑与静观逻辑的主导性是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又一区别:“美是无概念的,但它来自于情感,人的全部身心都集中在情感之中。技术对象则相反,一旦它不再是自发实践的产物时,它就来自于概念;它只求助于发明者的智力,而不牵涉到整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它进入逻辑历史(同时也是国际性的历史,而不是一国的历史)的原因。”(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再次, 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区别还表现在:在技术对象中,人与对象之间往往是主—奴那样的不幸关系,不是人支配、控制对象,就是对象支配、控制人,尤其在20世纪中后叶,人被技术对象所主宰而沦落为技术帝国的臣民,总之,两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立的;在审美对象中,人与对象相互守护,是一种类似爱情那样的幸运关系,双方是平等的、和谐的。
2.这是否就意味着,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这种差异与区别就是绝对的、不可跨越的,就象萨特哲学中的自在与自为那样不可调和?杜夫海纳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认为“技术活动与审美活动构成实践的两种基本方式。这两种基本方式可以加以区分,但并不是泾渭分明、毫无相通之处的。事实上,它们二者经常密切相关、休戚与共。”(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02页。)简言之,活动的既可分离又可转化性也就意味着活动的结果即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之间具有分离与转化的可能性。杜夫海纳主要探讨了技术对象审美化即转变为美的对象的三个主要条件:首先,美即感性的完善,确定完善与否的是我们的感官,美“存在于感性之中,存在于形状、色彩或音响的王国之中。……这是一种感性中的必然性,不是与纯粹的偶然性相同一的感性必然性,如同未加工的事物、任何不透明又无生气的呈现的那种必然性,更不是取消感性的逻辑必然性,如推理的必然性。”(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简言之,动人心魄的、 辉煌灿烂的感性外观是美的首要条件。这是因为,审美经验首先与感性有关,技术对象要成为美的就必须对眼睛说话,因此,“人们用来油漆机器和工业建筑的那些更加强烈、更加鲜明或更加使人安宁的色彩不是没有意义的。”(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215页。)其次, 在这必然的感性中应该呈现出一种完全内在于感性的意义,意义即对象的存在自身,即它自身所拥有的意义世界。再次,与世界的协调一致也是技术对象成为美的对象的必要保证。在杜夫海纳看来,当美的对象不像审美对象那样拥有它自己特有的情感世界时,“它至少也应该与外部世界协调一致。……夏尔特尔教堂尖塔和波西罗纳平面相协调,这就像水晶杯与装饰华丽的桌面和盛装的宾客相协调一样。”(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总之, 只要技术对象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它就是美的对象。不过,这三个条件是杜夫海纳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的特点的归纳与总结,如果以此作为衡量对象是否美的绝对标准必然会导致把技术对象等同于艺术作品这样一个结局,很显然,这与人们的实际经验不符。比如,同属于实用对象,使用对象的美与技术对象的美的呈现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使用对象把有用与愉快,甚至与美结合在一起时可以最轻易地使人感到愉快,而技术对象在它的制造与使用过程中,更严格地服务于功能性的需要,它们的美是外加上去的,而且还是经过预先考虑的,如扶手椅请我们休息,教堂请我们沉思、静观,而发动机对外行人却什么话都不说,如果它对机械师说话,那不是用它的自身显现,而是用它的结构来说话,换句话说,美与使用对象的感性外观的联系更密切些,与技术对象疏远些。因此,杜夫海纳只是以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作为必要的参照系,以此来“反观”技术对象审美化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从对象自身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全盘肯定与部分否定、有意性与无意性构成了审美对象与美的对象的各自特点。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之间具有同一性,即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潜在的审美对象,经知觉意向审美化实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是对自身的全盘肯定;与此相反,技术对象与美的对象之间具有非同一性,即技术对象本身是一个实践的对象,要想审美化就“不得不否定自己。它只有丧失生机、失去用途、脱离自己的环境时才变成审美对象,如把技术对象移到博物馆时就是如此。即使这样,最经常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人得到知识,而不是为了审美乐趣。”(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但这种否定只能是部分否定, 所谓的部分否定是说当技术对象被审美化时也不失去它的其他性质如功能性、可理解性等。此外,技术对象的审美化往往是在不经意、偶然之中发生的,技术对象只有首先实现了自身所应完成的“实践”功能才能谈论它的“审美”品格;艺术作品的审美化是在自觉与刻意中发生的,艺术作品只有实现它理应具备的审美功能才能谈论它的“实践”品格。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对象的审美性质是派生的,处于从属的、边缘的地位,而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则是原生的,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用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来说,艺术作品的美与技术对象的美分别类似于康德的“纯粹美”与“依存美”。
从对象与世界的关系看,美的对象与审美对象一样具有表现性,一样包含着一个揭示世界的世界,但是世界的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美的对象的世界“不是由某些有效的先验支配的莫扎特的世界或马蒂斯的世界,而是技术性的世界,某种人类出路的关联,它与其说受情感的支配,不如说受实践的支配。所以,快帆式喷气机高傲地说出它征服的空间,就像旱桥说出它跨越的山谷一样。”(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先验在此指的是情感先验,这个概念是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的创造,是在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存在主义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杜夫海纳认为,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康德哲学,其哲学构架只有感性先验与知性先验,杜夫海纳因此提出了情感先验概念。情感先验是审美之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是对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一种共同规定。对审美对象而言,它是一种情感的逻辑结构,即审美对象自身拥有情感范畴、情感特质与情感范畴的交融才能产生审美情感。杜夫海纳在此要表明的是,审美对象首先是一个由情感逻辑组成的审美世界,美的对象首先是一个由实践逻辑组成的技术世界,这是两者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的最本质的不同。
美的对象不象审美对象那样从周围世界脱离开来甚至对其周围世界实行“专制”,恰恰相反,美的对象融身、镶嵌于周围世界,与其协调一致。这是因为,美的对象只有融身于周围世界才美,审美对象则只有脱离周围世界才美,正如杜夫海纳所说:“最终使技术对象审美化的就是这种在世界中的嵌入。当技术对象遇到一个适合它的背景时,当它完成和表现世界时,它就是美的。所以,当风鼓起帆船,当锻铁炉劈啪响,当公路爬进山口,这都是行动上的美。”(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具体而言, 审美对象的美主要来自自身,它的存在使周围环境变得美丽,如公园变成雕像的布景,墙壁变成壁画的布景,把周围的环境中立化、非现实化;当美的对象与世界融为一体时,它的审美性能主要来自世界而不是来自于自身。美的对象在自然中并通过自然才终于又变成自然的,而审美对象在表现感性的这种光辉性时直接就是自然,比自然还要自然。此外,技术对象在人心目中“能够唤起的主要是崇高的情感,而不是美的情感。”(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最后,从欣赏者的角度看,美的对象与审美对象对知觉主体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在审美对象中,知觉主体可以做到完全的中立化,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可是,在美的对象中知觉主体则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美的对象的欣赏者首先是处于某一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人,受制于周遭的整体环境氛围,因此他不能既是公平对待对象使命的施动者,又是公平对待它的审美要求的观众,比如,风鼓起的船帆对水手和对陆地上的人来说呈现出来的美就不是“等价”的。总之,在杜夫海纳看来,上述的这些区别丝毫谈不到美的对象与审美对象之间有什么尊卑贵贱优劣之别,只是显示了各自的不同特点。
3.当技术对象“成批结队”地走进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时,杜夫海纳就把它纳入审美的视野,探讨它审美化的条件和特点,这样做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众所周知,技术关联的时代是一个讲求有效控制与合理组织的时代,其最大本质是它的抽象性,即一切都被其规范化、标准化,人由原来的整体的人沦落成为社会的一个部件,成为单向度、碎片化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浑然不觉,还沉浸在技术造就的片面的繁荣之中。如何使冰冷的、抽象的技术对象向人发出诗意的、感性的光辉微笑就成为杜夫海纳潜心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工业美学的寻求具有巨大意义,因为人在学会体验技术进步的同时,能够统治世界而又不和世界决裂。他仍然能居住在这个世界中,把它作为自己的故土,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自己的历史。”(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那么如何有效根除技术的单一性、片面性与人的丰富性、完整性之间的这种水火不容式的紧张关系?大致说来有这么两种各执一端的解决方案:技术消亡论与美学救世论。前者认为,为了重塑全面发展的、具有丰富本质的人,有必要将现代的科学技术逐出人类的生存环境;后者认为,为了疗救技术的异化与倾轧给人类带来的身心痛苦,有必要建立一个与现实人生无涉的审美的精神天国,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这两种方案在杜夫海纳看来都是一种“乌托邦”,过于迂阔而不具可操作性。社会的技术化是不可逆转、不可阻当的时代洪流,技术在今后的社会只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企图靠技术消亡来重塑完整的人生这种设想无异于痴人说梦;审美救世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因为它一方面在精神的天国为人的灵魂设置了一个自由的空灵境界,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肉身的残缺无能为力,这样势必导致灵肉的绝对分离,因此从纯粹的艺术象牙塔内也寻找不到疗救现实病症的秘方。鉴于此,杜夫海纳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把技术对象审美化,这样就可以使人与他的对象“和平共处”。
从技术与人的复杂关系看,杜夫海纳认为要持辩证的观点。一方面,人类的进步史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也产生了难以有效遏制的负面效应,从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特征在20世纪表现得最为充分。技术日益成为反人性的异己力量,日益成为一种操纵、控制人的新的意识形态,面对如此情况,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揭露技术的这种异端本质, 力图重新整合技术与人类的亲密关系。 这一努力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与哲学运动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这一严峻的现实促使杜夫海纳寻求解决这一冲突的具体途径。
其次,从西方的审美理想看,和谐是其美学思想的主导潮流之一,这一思想在古希腊已形成并在后世如康德、席勒等人那里得以代代延续。再次,从当代的法国哲学、美学的主导思想看,除萨特外,法国现象学的“中心主题是和谐,人与自己,与他的身体,与世界的和谐。”(注: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今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05页。 )杜夫海纳无疑受到了这些思潮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坚决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观念,主张审美与现实与人生紧密相联。因此,他在自己此前的有关美学论著里,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审美对象(注:杜夫海纳把对象分为自然的与人造的两大类,日月山川江河湖海等属于自然对象。人造的对象又可分为艺术作品与实用对象两大类,前者包括语言艺术、绘画、音乐、雕塑等等,后者包括使用对象、能指对象、技术对象等等。在实用对象中,技术对象是其最新的同时也是最抽象的家庭成员,技术对象的这种抽象性与技术本身所蕴涵的便捷性、规范性、条理性等本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的精神内蕴的探究来传达他的审美与现实人生密切相连的人生理想,比如,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所揭示的是人与人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自然的审美对象所揭示的是人与非人化的自然的相互守护的亲密关系,实用对象的审美对象所揭示的是人与人化的自然物即制造品的合乎人性的关系。他在80年代这样说道:“只有审美经验才是人类特有的经验,尽管有着科学技术的强制的划一性和它的影子即生活中的不平等,它仍是个人所感受到的自由与喜悦的经验。”(注:今道友信编《美学的将来》,樊锦鑫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技术对象成为美的对象就意味着人能在与技术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摆脱那种单一性而获得一种丰富性,使身心得到自由与快慰。
但是,杜夫海纳也清醒地看到,要想在现阶段把技术对象完全审美化,把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完美地统一起来只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理想,现今所能做到的只是最大限度地遏制技术与审美活动的对立,使技术对象尽可能地更加符合人性,如他所说:“事实上,美学所揭露的真正暴力是在相互主观性的关系中展开的。可是,当自然变成被创造的自然,亦即经过概念化的和加工的材料时,也许它已经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中成熟了。被创造的自然就是那个陌生物,它在人设法给它打上自己的印记并在它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时,就反过来反对它。在技术生活中,人与世界、也与技术对象本身打交道。西蒙东所主张的这种合作像是亲密的关系,至今很少被建立起来,它大概只有依靠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方能产生,而且人始终必须保持着主动性和控制力。”(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这也就是说,人与技术对象的关系在目前还不可能做到亲密无间,只能做到在对立统一的张力结构中共生共存。在技术关联时代,对象的异化、人的异化的最终解决一方面要靠技术本身,更重要的还要依靠某种新的、未来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精神。这种思想体现了杜夫海纳对技术的未来与人的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两者的真正融合就是未来美学的真正走向。
与杜夫海纳写作此文的6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社会更是技术关联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生活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技术对象成为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伙伴。毫无疑问,技术对象与人的紧张关系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技术对象的审美化也愈发显得必要和迫切,因为它是冰冷技术世界与诗意的人性世界之间一根温馨的纽带。不可否认,杜夫海纳对技术对象审美化所做的探讨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对技术对象的界定、技术对象审美化的条件的论述等。但是,结论固然重要,其所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美学的未来与技术活动、技术对象息息相关,杜夫海纳只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自己去做,许多问题等待我们自己去解决。

(原载《晋阳学刊》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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