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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转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1718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From Practical Aesthetics to Everyday Aesthetics:
  A Turn of Aesthetic Ont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简介】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在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现时代,当代中国美学究竟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如果美学只关注思想的建树,那它应走的就是“主义”先入为主再来解决问题的形而上理路;如果美学仅关注学术的建构,那它似乎更应走的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证化路线。然而,当代中国美学始终是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建树与学术建构是并进的,并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态势,从1949年至今的当代中国美学都是如此。①如果我们将“主义”理解为某种所力主的思想、宗旨或学说体系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当代中国美学并不缺少“主义”,从“实践论美学”到“生活论美学”都表征为某一种特定的“主义”。
  一 “主义之争”的学术积淀
  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作为在政治夹缝当中滋生出来的学术之争,代表了当时的中国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尽管这场论争表面上呈现为“主义之争”,但是,所深入探索的学术思想还是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界。
  如今看来,这场论争的逻辑起点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思想。这是因为,其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思想在当时的美学界占据了核心的地位,《生活与美学》成为20世纪50、60乃至到70年代的美学“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占据了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位置。其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中国美学家致力于对其进行改造,一方面抛弃其身上的费尔巴哈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凸显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关联。其三,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出发,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建设既要立足于本土又与时俱进地发展。“美是生活”更关系到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这在当时被视为“符合唯物论”的正确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出发点。
  从1954年开始的“美学大讨论”,正是在普遍接受了“美是生活”的思想之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实现的突破。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的萌芽,也是脱胎于“美是生活”思想的。按照李泽厚1959年完成的《蔡仪(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的理解,“美是生活”说不但是反对“唯心论”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反对“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的有力武器。②一方面,李泽厚并不满意吕荧借助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漏洞”而走向了观念论,另一方面,更不满意蔡仪回到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趋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就在于:努力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条唯物主义美学路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把‘美是生活’这一定义具体化、科学化”③,李泽厚就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来建构他的美学的。
  在李泽厚那里美学的改造是从“社会生活”直接入手的,他依据马克思的理解,将这种社会生活理解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在早期李泽厚那里,生活与实践两个词往往可以相互替换并常结合为“生活实践”这个新词,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现实肯定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时候,现实对人就是美的”。④由此出发,李泽厚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给予了“美”以崭新的界定:“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⑤简言之,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生活形象,这皆说明了实践美学的早期形态是脱胎于生活论美学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美学大讨论”的论争焦点就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这种思路主要还是来自“哲学基本问题”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评论某一美学观点的主要标准,要看它如何回答美学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看它如何对待反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根据这一特征,来区分唯物主义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美学,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和客观唯心主义美学”⑥,这个判断也基本上符合中国50年代的历史实情。但是,还应看到,到了60年代早期,论争的核心实际上转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了,这是被普遍忽视的历史事实。
  在50年代的“主客之争”后,当时的中国美学界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是客观的,尽管并不是每一派都“在客观上”能成为客观论,但是“在主观上”却都在试图向这种主导取向靠拢。而到了60年代,“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争辩更加凸现出来。⑦在这种更高层面的探讨当中,可以如此总结60年代所形成的美学流派之分殊,蔡仪坚决坚持的是从“自然性”去拷问美的本质,而朱光潜和李泽厚则力主从“社会性”去加以追问。然而,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却大异其趣。朱光潜曾批判李泽厚所用的“社会性”一词极其不明确,更不能把社会性看作单纯的客观属性,因为“首先它们把‘自然性’和‘社会性’绝对对立起来,排除了自然性而单取社会性,这就足见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形而上学的”⑧。但实际上,朱光潜所谓的意识形态、心理情感方面的诉求,在后来恰恰转变为一种“主观的社会性”,这又与吕荧表面上的社会性而本质上的主观性不同,毕竟还是接纳了“社会性”的重要内涵在其思想当中。与这种“主观的社会性”相反,李泽厚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性”。
  如果按照这种区分标准再来勘查“美学大讨论”当中所形成的派别,可以说,主观派并没有进入到这种论争的立论层面。事实上,也由于主观派论者的自身的政治原因及其立论的难以继续深化,这一派基本上在50、60年代交接的阶段便偃旗息鼓了。从这种视角来看,“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派别可以这样来看,在50年代晚期,蔡仪无疑是“自然派”的代表,李泽厚的确是“社会派”的代表,而“自然与社会统一派”的代表则是朱光潜和洪毅然。
  与苏联的美学论争比照,中国美学的“客观派”、“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主客统一派”,分别与他们相互对应,因为他们在“自然派”(认定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派”(认定事物的社会性使得自然事物获得“美的属性”)之外,也有一派主张美的本质就在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大致相对于我们的“主客统一派”。但是,苏联美学论争中却并不存在“主观派”,或者说,主观思想在当时的苏联并没有存在的空间,而且后来“社会派”也逐渐获得更多的肯定,这个派别也被称为所谓的“新审美派”,在该流派当中,尽管后来出现了“活动论”的取向,但是始终没有发展为实践的观点,而这种“实践派”的观点在80年代开始就成为了中国美学界的主流思想。
  二 实践学派的“实践主义”
  当代中国美学最值得肯定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派”兴起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实践派”的思想萌芽,而苏联在“自然派与社会派之争”后则并没有发展出实践的观点,这也可能与中国注重实践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这也是当代中国美学对于世界美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李泽厚作为“实践美学”的核心角色,实现了“社会性”观点向“实践论”观点的转向,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实践主义”思潮。李泽厚的早期观点代表了“社会性”的主要取向,他既反对到“自然性”当中去寻美,反对美与人无关的“见物不见人”的观点,也反对那种将美等同于美感的论点,反对美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而直接建构了一种“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观点。但这只是李泽厚美的本质观建构的第二步,更重要的第三步的建构是“实践观”的引入,第一步则在于承认美是客观的。这也恰恰构成了李泽厚美学原论的核心观点得以成熟的“三步曲”,也就是从“客观论”出发,再将“社会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从而走向“实践观”。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中国美学权力话语逐步明朗起来,“主体性的实践”作为内在相关的权力话语占据了主流,而且,无论是主体还是实践,在终极上被归结于“自由”问题,这恰恰是思想界转变的历史结果。李泽厚所倡导的“实践美学”的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并由此成为美学界的唯一的主流思想。这是由于,“实践主体性”有力配合了思想解放的进程,所以从社会情境的角度也使得“实践美学”最终上升为主潮。李泽厚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上,用康德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由此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模式。在这种哲学建构的基础上,李泽厚明确将美及其相关问题皆归之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这种美学思想无疑是“实践主义”哲学的理论延伸。
  在这种“实践主义”的坚实哲学基础上,早期的李泽厚从英文版接受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观点的同时,继续推导出自己的美学观:“自然人化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上也不只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⑨由此可见,李泽厚的思想历程,并非是许多论者所见只是“从美学到哲学”,而始终是“从哲学出发”推导出其一系列的美学观、伦理观、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的哲学和美学始终都是“为人类而思考”并不过分,所以,他的《美学四讲》被译成英文的时候加上了个副标题:“通向人类的观点”,同时也可见其思想内部的哲学人类学的某种底蕴。⑩
  李泽厚从“自然的人化”的基点出发,进而提出了“人化的自然”的观点,到了晚年则提出了“人的自然化”的崭新命题:“人自然化是建立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之上,否则,人本是动物,无所谓‘自然化’。正是由于自然人化,人才可能自然化,”(11)这就从反向的角度对早期思想进行了纠偏。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李泽厚一方面强调了所谓的“工具”本体,也被称之为“工具-社会”本体;另一方面,不同于早期仅仅强调工具操作的维度,晚期的李泽厚还增加上了“情感-心理”本体作为补充,这就是引发了诸多争议的所谓“双本体论”的难题。从早期对“社会性”的关注,到后来走向“实践观”,李泽厚本人通过列表来看待主客之间的互动与互化,并展现出“双本体论”的内在结构,这也为晚期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思想铺平了道路。
  “实践主义”之所以得以形成,最初在于“旧实践美学”的发展与分化。根据早期实践主义的话语结构与整体谱系,如果按照与实践美学创始人李泽厚的远近关联来看,可以列出这样的理论代表之序列:李泽厚——赵宋光——杨恩寰——刘纲纪——周来祥——王朝闻——朱光潜——蒋孔阳。在李泽厚与赵宋光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人类学本体论”;在赵宋光与杨恩寰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杨恩寰与刘纲纪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掌握必然的“社会性”;在刘纲纪与周来祥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自由”;在周来祥与王朝闻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审美关系”;在王朝闻与朱光潜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主客合一”;在朱光潜与蒋孔阳之间,联通的中介就是“创造”性的活动,由此,就可以相对完备地深描出中国化的“实践主义”的美学学派的整体图景。(12)
  质言之,用更准确地说法来说,“实践美学”应该是“实践论美学”,这是因为,“实践的美学”并不等于“美学的实践”,实践论美学是将实践哲学发展到美学领域所形成的美学思想,并汇成了“实践主义”的思想主潮。在美学的基本原理方面,20世纪后半期实践美学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是最大的,它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当中影响最大的美学学说,并曾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们仍然在“实践美学的基本范式”上做文章,即使有所推进也是在“实践与生存的张力”领域内实施的,目前尚没有更新的美学思想模式出现。实践美学也确实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确如许多学者所指,实践美学是建基在“主体性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而这种主体性思想基本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因而实践美学需要用存在哲学抑或后现代思想的武器来加以超越,从而拯救其思想中的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群体之分裂;另一方面,实践美学难以对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给出理论的阐释,尤其是丧失了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分析能力,前者是理论的缺失,而后者则是面对现实的无力,这就需要“主义”的继续转向。
  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进入到鼎盛时期,完全主导了中国美学界的整个发展局面。然而,实践美学的整体缺憾,也随着新的视角的出现而更多地被折射出来,这种新的视角就是“生存论”的视角。于是,新的美学思潮就是从批判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出发,从而试图找到新的方向,这种兴起于90年代后的美学新潮一般被称之为“后实践美学”。
  三 “生存主义”的本体转向
  从“后实践美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来看,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海德格尔美学的深刻影响,试图用“生存论本体”来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实践论本体”。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中国美学的“生存论转向”的内部,主要还是倾向于“生命论”取向的,也包括某些趋近于“存在论”的要素:关注“生”而非追问“在”,的确才是中国生存论美学的主流。由外而内地看,后实践美学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致力于“海德格尔中国化”的美学形态,多位论者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改造在中国占据主流的“实践本体”的美学思想;由内而外地看,这种激进的改造更像是用西方理论来改造“西化理论”,用存在主义资源来重新阐释中国美学基本原理,但从深层来说,这种原本来自西方的美学资源之所以在中国得到重视,恰恰在于本土思想当中本然地孕育着生命论的意蕴。与之类似的是,实践美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思想,并由此超越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就在于这种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实用理性”的思路是内在相通的,与后实践美学的诸形态相比较,实践美学才更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美学理论形态。
  非常有趣的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美学的“生存论”转向的大潮,当代中国美学的弄潮儿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后,不再是后实践美学的诸多人物,反倒是“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我们所说的广义的“新实践美学”指的是,实践美学在新旧世纪转折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出现既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旧实践美学”流派,也基本上是在90年代兴起的“后实践美学”之后出现的得以“更新”了的实践美学。在此种意义上,“新实践美学”似乎是实践美学在新世纪的回潮,但决不是“旧实践美学”的重复,有些形态如“实践存在论美学”反倒是吸纳了与“后实践美学”同样的思想资源,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的哲学思想。
  更为悖谬的是,后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这两种“生存论”转向的产物,看似迥然有异,甚至在后实践美学开始出场的时候还曾“剑拔弩张”,但是,在不同的理论的标签下它们居然具有了非常近似的思想实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后实践美学”是表面上走出实践论,内在却始终离不开实践论,“新实践美学”则在表面上坚持实践论,但却内在地开始消解之。在许多时候,极端的“后实践美学”反倒走的是更为纯粹的道路,也就是以“生存本体”来彻底取替“实践本体”,但大部分的后实践美学论者反倒是承认生存或生存的实践基础的,相应之下,在许多“新实践美学”论者那里则出现了——力图拼合“实践本体”与“生存本体”——的二元论的问题。更有趣的是,“新实践美学”转而批判晚年的李泽厚所提出的“情本体”思想,与他早年的工具本体思想的并置,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二元论”。但是,李泽厚却明确标举出自己的“双本体”论,并进行自我辩护,他所意指的本体并非西学being意义上的ontology,然而,新实践美学论者在西方意义上使用本体概念时,却没有一位宣称自己是二元论者,反倒是要消解二元论的。
  无论如何,这种“旧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及其新近的“生活美学”并存的共生局面,恰恰呈现出当下的中国美学格局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旧实践美学”最初并没有呈现出“本体论”的视野,该派论者更多追问的仅仅是“美的本质”的问题。在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赵宋光的“人类学本体论”相继提出之后,有个替代性的趋势出现了,也就是将“美的本质”与“美的本源”问题区分开来加以追问,从而逐渐进入到了本体论的疆域。随后实践美学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开始置疑实践美学的时候,它的基本提问方式就是本体论的,这显然是深受欧洲存在论思想的巨大影响的产物。同样,新实践美学在“实践复兴”的旗帜下,更多采取了本体论的视角来阐发实践思想。
  当代中国美学的“生存主义转向”,本应包括“生命论”与“存在论”两个层面,前者是存在者的层级,后者则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的层级,但是中国美学的思想转向主要与前者相关,当然也有部分涉及后者的成分。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他所谓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具有“生存论-存在论”的双重意味,这意味着,它既是存在者的,也是存在论的,前者是对此在的实际生存的解析,后者则是对生存可能性的普遍化的解析。中国化的以生命为主导的思想,无论是人生论、生命论还是(被宣称为)生存论,都只是对于实际生存的深入探讨,大都尚未深入到存在论的深层。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将存在当作了实体(entity)式的存在者,而中国化的生存论的哲学与美学则是反过来——将存在者当成了存在。然而,即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为了追问存在(being)问题的唯一存在者,“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但这还是与中国注重生成(becoming)的思想传统是异质的。由此可以推论说,不能仅囿于生存论的维度来推动中国的哲学与美学,因为海德格尔本人就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来追问“存在”问题,要将“存在”问题还原到此在的“生存”境域当中去,这背后的思想探索轨迹与境界结构类分,却并没有被“实践-后实践美学”范式内的哲学与美学深入地习得,这也使它们最终只能停留在“存在者”的层级。
  质言之,无论是更新的“实践存在论”、诸如“生命美学”之类的后实践模式,还是李泽厚晚年的“情本体”论,无非都是“生存本体论”的三种不同形态而已。更有趣的是,这三种美学形态都试图去嫁接马克思的思想与欧洲的存在论的思想。差异在于,与李泽厚立足本土来化育思想不同,“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支持者都是以一种“西式话语”来言说美学,从而使得传统美学话语在其中丧失了言说空间,如何使得中国美学成就为具有“中国性”的美学就成为了新的问题。(13)
  四 回归生活的“生活主义”
  新世纪出场的“生活美学”,无疑就是在这种“本体论转换”视野中出现的最新思潮,它试图超出“实践-后实践”论争的既有模式,而力求在“生活本体”上来重构一种“中国化”的美学思想。当然,生活本体论所谓的“本体”既指本根之“本”,也指体用之“体”,它是建基在本土化思想的基础上的,已经摆脱了早期实践论与后实践论对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的迷恋,从而逐渐趋成一种立足本土的“生活主义”。
  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间,随着与国际美学前沿的发展愈来愈同步,“美学本体论”的发展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创新,日常生活美学的新浪潮在国际美学界同时兴起。(14)如果说,欧美的美学提出“生活美学”是为了超越分析美学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所提出的“生活美学”则是为了直接超越实践美学范式所形成的主流传统。当前中国学界的部分学者,力求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生活美学”由此成为未来中国美学的一条可行之路。“生活美学”在中国建构的基本任务,并不仅仅限于超出实践与后实践的基本范式,同时,作为与国际美学得以同步发展的新的美学思想,它另外的重要职能还在于要将美学原论建基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根基之上,所以,如何建构一种“中国化”的“生活美学”问题被提了出来。(15)
  在目前中国的美学界,“生活美学转向”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正在形成一种主潮,正在形成一种新走向。“生活美学”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新突破,而生活美学传统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美学界一定会对全球美学的新进展做出更为独特与难以替代的贡献。在当前国际美学的发展主潮当中,日常生活美学也被视为是在“环境美学”之后,继续发展与突破“分析美学传统”的重要方向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生活美学”在中国的提出是与西方同步发展起来的,这就走了一条不同于从“艺术哲学”到“环境美学”的研究道路,我们是先借鉴西方再重建自身的。所以说,“生活美学”的意义也不仅仅囿于中国,同时它也是推动国际美学发展的新兴力量,它恰恰构成了东西方美学互补与互动,从而成为共建全球美学的桥梁。
  “生活美学”研究在中国全面兴起的重要“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由国际美学学会(IAA)主办、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开设了“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与“日常生活美学”的两个专题会场。另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文艺争鸣》、《艺术评论》、《光明日报》纷纷推出的“生活美学”专题,其中,以《文艺争鸣》连续推出的“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的八期系列专辑最为引人注目,从范式转向、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生态美学与文化研究等视角发表了百余篇“生活论转向”的论文。2012年在长春举办的“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则通过东西对话的方式将具有“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的生活美学推向了国际的美学舞台。
  在“生活美学”中得以转变的不仅是传统的“审美观”,而且还有旧的“生活观”。有一种重要误解在于:生活美学直接等同于“日常生活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的确是最新兴起的一种思潮,它是直面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而产生的,将重点放在大众文化转向的“视觉图像”与回归感性愉悦的“本能释放”方面,从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而,“生活美学”尽管与生活美化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当代文化的“日常审美化”与当代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对生活美学而言仅仅是背景而已。“生活美学”更是一种作为哲学理论的美学新构,而非仅仅是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构建。这意味着,生活美学尽管是“民生”的美学,但却并非只是属于大众文化的通俗美学,而日常生活美学却成为了只为大众生活审美化的“合法性”做论证的美学。在理论上,它往往将美感等同于快感,从而流于粗鄙的“日常经验主义”。所以说,作为哲学建构的“生活美学”是包含“日常生活美学”的,或者说,“日常生活美学”只是“生活美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或者当代文化形态而已。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学者理解为一种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甚或统一起来的努力与探讨。生活美学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着力发掘生活世界当中的“审美价值”,提升现实生活经验的“审美品格”,志在增进当代人的“人生幸福”,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新突破。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16),并从新世纪开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逻辑的转换逐渐展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之根本性的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而这种“生活美学”正在主导新一轮的中国美学的转向。
  总而言之,思想的建树与学术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那里始终是并进的,由此形成了互动的格局。从“实践论美学”、“生存论美学”走向“生活论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论之变”,它们分别代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实践主义”、“生存主义”与“生活主义”三种思潮。
  注释:
  ①我们将“中国近代美学”断代在1840-1918年,“中国现代美学”断代在1919-1948年,“中国当代美学”断代为1949年至今。参见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6页。
  ②④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20-125页;第143、146页。
  ③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
  ⑤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
  ⑥亚.伊.布罗夫:《美学:问题和争论》,张捷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第11页。
  ⑦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61-69页。当代中国美学的“美的本质观”的历史线索,可以归纳为:20世纪50年代的“主观-客观”之辩、60年代的“自然性-社会性”之辩、80年代的“实践论-生命化”之辩、90年代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之辩。
  ⑧朱光潜:《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
  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463页。
  ⑩Zehou Li and Jane Cauvel,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Perspective, Lexington Books Publication, 2006.
  (11)《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57页。
  (12)关于“旧实践美学”学派的系统构成,参见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96-105页。
  (13)刘悦笛:《何谓美学“中国化”》,《人民日报》2012年1月12日。
  (14)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Katya Mandoki, Everyday Aesthetics: Prosaics, the Play of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7.
  (15)刘悦笛:《重建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光明日报》2009年8月11日。
  (16)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http://wenyixue.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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