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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1329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Multiple Dialogues of Life Aesthetics :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Life Aesthetics Turn in the New Century: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作者简介】王确,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012年9月2-5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中国台湾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吉林省作协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美学家及美学学者近百人参加了大会。《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艺术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会议。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副主席亚莱.艾尔贞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与会专家就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与“生活美学”(living aesthetics)转向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议的举办必将加深对“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这一重大课题的认识,有力推动中国学者对“生活美学”转型的深入研究,继续加大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会议期间,二十位学者发表了自己有关生活美学的研究成果和思考。与会学者们的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确认“生活美学”的合法性并提出某些建构方案
  一些学者从历史转型和思想史变迁的大视野审视并确认生活美学。前国际美学学会(IAA)会长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认为,几十年来美学研究的范围急剧放大,首先是环境美学的出现,其次是艺术几乎超越了所有界限,另外是美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本身应该面对修正甚至挑战。这些历史的事件出现,不仅仅意味着美学拓展出更大的包容性,还标志着美学研究从“物体之美”转移到“经历之美”的方向上来,美学成为解释日常生活的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认为,新中国的美学经历了四个哲学反思和逻辑演化的阶段:一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为阐释和判断武器,既排斥了“唯心论”美学,又排斥了“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确立了“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基石,进而使这一认识在讨论中被沉淀和重构为后来形成的“实践美学”的理论雏形。二是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上述思考基础上,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了思想灵感和理论根据,借助“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逻辑智慧,创立了实践美学。三是“后实践美学”的提出,这种美学是以生存论本体作为逻辑支点的。四是本世纪出现了试图超越“实践”与“后实践”之争,从“生活本体”出发构建出来的具有“中国性”的“生活美学”,提出了在“生活本体”上构建生活美学的学理分析和方案。他认为生活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不同,它不是大众文化的通俗美学,而是把日常生活美学作为其有机构成分的一种“美学新构”。
  北京大学陈晓明认为,生活美学转向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现代性美学所追求的感性解放加剧的后果,甚至它就是现代性美学在其转折变革之初所寻求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要从现代性美学这一背景去考察感性解放的缘由和方向。同时,电子科技带来的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解放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有可能是文明形式的改变,亦即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视听文明的时代。今天美学的生活转向就是植根于这样的视听文明之中,因而它变得不可抗拒。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环境美学、当代艺术和生活美学的时间与空间的重组中,发现了环境美学和现代艺术都在向生活美学融入。生活美学的历史性支撑,是当今社会的审美已经被当作了人类、环境与世界发展的“深层尺度”。在文化间性的互动中,具有“新的中国性”的生活美学,可以对当代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日常美学做出自身的解答,从而双向拓展了中西美学的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春雨认为,中国美学从发生之日起,中国文化的现世关怀就介入其中并产生有效性。中国美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无不展示着这个学科独有的“在世”性,这种“在世的美学”是新世纪生活美学的坚实历史根基。他特别希望当代美学家将职业生活作为生活美学的一种聚焦,关注职业生活中的美学问题。
  一些学者以其鲜明的建设性姿态讨论了生活美学问题,甚至为生活美学的展开提出了某些具体方案。吉林省作家协会张未民认为,应该使“生活”本身成为尺度、成为对象,就是为生活立心。“生活之心”可以居于中心统帅位置而显示有机整体。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艾伦.卡尔松(Allen Arvid Carlson)面对生活美学的困境,考察了六种解决方案,提出了他给划上“问号”的“介入法”,同时明确提出他的“认知法”是一个解决上述生活美学困境的方案。
  南京师范大学滕守尧从中国古代文明即把古代哲学与当下思考打通入手,提出“生活之美在于不断创造而改变环境和自身”的重要观点。他还通过六千年前中国的一个村落的复原图,解释了天圆地方,天、地、人合一的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让人觉察到当下的生活美学与中国遥远过去本然生活之间的一种穿越时间的美学呼应。
  纽约城市大学玛丽.戈尔茨坦(Mary Bittner Goldstein)仔细区分了审美体验的边界和性质,这对我们认识生活美学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她提出的命题是,体验艺术时可以阐释;体验生活视听环境时不能阐释。东北师范大学李洋在几位思想家重要的电影论文基础上,把电影放在日常生活、当代艺术、感性科学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舞台上,结合哲学家对电影艺术的介入策略、分析方法、重要概念和美学结论,提出美学要为电影理论指出新方向,尤其是通过分析人与图像尺度的关系来关注生活的美学民主。台湾学者潘幡发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美学思想,同时在现代社会到来之日这种生活方式失去了根基,这给当代提出了一个课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南京大学李昌舒从中唐士人的生活方式中,寻找生活美学在古代的呈现,以此作为反思当下的参照。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的六朝时代,考察那个时代的生活美学,试图从中发现当下生活的历史支撑点和建构当下生活美学的理论资源。
  一些学者以具体的案例分析寻找生活美学的思想资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John Davies)用大量的例子说明了饰品的审美与社会功能的共存现象,似乎在暗示我们理解饰品的多重功能本身就类似于把握生活美学那种审美与实用的构成关系。美国天普大学苏姗.菲根(Susan Louise Feagin)就戏剧谈了两个观点:一是关注一种现象,即现代戏剧有意或特意设置的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二是做出一种判断,她说:“欣赏戏剧表演不是个人经历,而是在与他人共享的空间里发生的一种活动”。东北师范大学王红萧从中国东北地方剧入手,认为二人转本身就是一种贴近生活的艺术,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亚莱.艾尔贞(Adile Jale Erzen)给予了我们一个新的“先锋派”概念,把第三世界或者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活制作视为先锋艺术的现成品。她认为那些有知识的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群会把落后地区的人工品判断为一种与众不同、给人以惊奇感的先锋艺术。很显然,这是由于时间隔离,空间断裂、文化的异质造成了某种“别具一格”,她认为这种“先锋派”并不是诞生,而是发现,所谓“被发现的先锋派”是一种生活美学被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在深度通道上把当下城市新的视听环境与实践美学联通,分析、论证和设计“人化”与“自然化”在城市空间中达成平衡的审美形态问题。国际美学学会会长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te)讨论了摄影艺术在生活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摄影艺术始终是生活的呈现媒介,随着世界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变化,摄影艺术渐渐拆除了它与生活的界限,广泛地走入了日常生活。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确认为,生活美学本来就是传统与当下的合成,是跨际文化的合成。他认为生活的审美呈现本身并不是生活美学,生活美学是借助于原有美学的知识和观念来进行的言说样式,这意味着经典美学在生活中的还乡。中国传统的“在世美学”构成了当下生活美学的源流,中国传统的现世关切不断干预和修正着中国现代美学的方向,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在世品格。
  二、对生活美学的颠覆性和建设性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探讨了历史上“艺术”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说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本来就是一种运用艺术来影响生活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区分仍然会存在,只是这种区分会发生变化。他还提出了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艺术的边界就是创造的边界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雨提出了生活美学是“被发现”的观点,并且将其概括为“后见之明”。同时他特别强调审美化生活不仅仅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充盈感性愉悦的精神化生活”,既包含着人性诉求,也蕴含着文化习俗带来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山东师范大学周均平认为,生活与艺术“同一”是实践和学理的双重乌托邦。他认为这种“同一”的目标难以实现,在根本上是一种生活乌托邦或艺术乌托邦。四川师范大学董志强指出了审美体验的丰富内涵,认为生活美学是能够引起“审美疲劳”的伪审美,为此强调审美反思的重要性。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并不属于真正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伪审美化”。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程革历数美学合法性在中国一直摇摆不定的事例,认为生活美学的提出虽是一次拯救性努力,但他担忧还会出现悲剧甚至闹剧、荒诞剧。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分析了抗战时期与新世纪的两次生活美学转型:前者是为生活注入意义,后者是抽空生活意义。这两次“生活美学”转向承接不同的美学传统,回应不同的历史语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中国艺术研究院李雷认为,公共艺术造就了修复生活与艺术审美裂痕的可能,但“日常生活审美化”难免造成对多元审美旨趣的相对剥夺和审美意识形态性的规避,正是在此意义上,建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审美民主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本次会议由于话题的集中,使有关生活美学问题在多种侧面、多种层次得到了深刻的呈现,这将有利于建构生活美学理论,对中国生活美学及其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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