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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挤压与世纪难题: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2526 次 我要收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从一个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国家被迫进行改良主义式的社会转型。当这种转型胎死腹中之后,以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理论为基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推翻帝制,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紧接其后的“五四”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再次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如果说改良主义式的社会转型使西学滚滚而来,迫使中国美学不得不“以西释中”的话,“五四”运动则迫使中国文化“被转型”。当救亡图存压倒一切,当中国独特的文学样式(古文与骈文)被妖魔化,以及“对艺术形式的反思”——文话、诗话、词话、曲话、赋话、诗品、画品、书品、评点等——被全盘否定的时候,中国美学中的前现代元素也一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致使卓然挺拔者如王国维将叔本华、康德、尼采的学说“格义”于中国传统美学、开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自然带有先天不足的特征。所以有人说,王国维等现代美学家关于“意境”的研究,实际上是“德国美学的一种中国变体”,“意境说的理论家们其目的原本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重建民族美学和诗学的主体性,然而结果是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他们的初衷是与民族的诗学传统认同,结果是与一种西方美学传统认同;他们力图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思想危机,结果却是更深地陷入这种危机”(11)。话虽说得有点重,但道理很深刻,这说明我们是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社会制度变化带来的思想文化危机的双重挤压下开始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的,这种转型自然根基难固。

  我们之所以把王国维的“以西释中”理解为否定传统文化之后的美学转型的范例,其原因在于,儒学是整个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而每当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到否定和批判的往往都是儒学。王国维是从旧营垒里走出来的浑身浸透着儒家思想的现代美学家。因此,王国维拈出“境界”与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思想“对接”,其目的可能还在替已崩溃的儒学传统的精华保存一丝血脉以寄托其儒家的价值观念,根子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理想而言,王国维追求“独立自由之意志”,其目的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12);就现实而言,其所“承续之业”已经面目全非,“托命”之文化已不复存在,价值体系已经崩溃,但“独立自由之意志”又不可抛弃。因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述的核心命题,也是王国维内心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个时期社会制度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普遍意识。王国维引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之语评后主之词,编撰《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无不反映他对传统文化,对中国美学基本精神的体认。(13)

  如果说王国维将中国美学固有的范畴与西方美学加以对接,试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存传统美学的思想价值,试图冲出因社会制度巨变所带来的对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挤压,那么宗白华将西方美学的思想用于创造新的社会和新的理想国家,则标志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一开始就承载着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担。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比较注重对以前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歌谣、民间故事等通俗文学的研究。自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之后,有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歌谣研究、任半塘的唐代音乐文艺与散曲研究和阿英的晚清小说研究。这些研究既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也反映出民众心智的审美启蒙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

  与王国维一样,宗白华也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的美学思想,但他没有走王国维“以西释中”的老路,而是“综採”西方美学中有用于中国民众心智教化的思想以为我用。因此,他对柏格森和席勒更加关注。宗白华先生十分推崇柏格森的“创化论”和席勒的“美的教育”。他认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14)席勒“美的教育”就是教人“将生活变为艺术”,“人人能实现这个生活理想,就能构成一个真自由真幸福的国家社会”。(15)显然,宗白华先生对柏格森和席勒的推崇,其目的在对国人进行审美启蒙与现代启蒙的双重变奏,以“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创造‘少年中国’,就是创造一个‘新中国社会’”(16)。在这里,中国美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神圣使命,时代让中国美学承担起了它不得不承担的历史重任。

  三、世纪难题: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困境

  由于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剧烈变化与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双重挤压,应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还没有真正完成。我们“自己的美学”怎样在新的“冲击—反应”的时代重建“中国中心”,进而与世界美学从对话走向融合,让失落的话语权重新回归,这是一个自王国维以来的世纪难题。在我看来,中国美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没有完成真正的现代转型。

  首先,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自我意识”。我们始终在西方古典美学、前苏联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语义场中来转型中国美学,而这一点又与中国美学缺乏主体意识有关。正如余英时所说,“近百年来,大家所讨论的皆是大我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民族危机,还是中西文化差异,皆是以群体为单位,很少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多数在探索与集体存亡有关的问题,亦即先就大我来探究,小我因而没有真正深入去发挥。……现代又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未能真正深入探讨自我的问题,甚至对于人权问题也没有什么发挥”(17)。而失掉“自我”,则失掉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根本。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没有“自我意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是自我对自然人生价值的肯定,美学向现代转型的前提无疑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的人的“自我”的确立,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无法与自然和人生建立审美关系。因此,缺乏“以个人为本位的意义系统”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瓶颈所在。

  其次,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在学术价值上往往以时代的政治取向为标杆,较少关注中国美学本身的学科规范。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代再次赋予中国美学以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时,中国美学成为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和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动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民族化成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乃是一直围绕着如何实现民族化这个中心议题。在同帝国主义所谓‘共存共荣’的奴化政策、反动派所谓将‘政治意识’变为‘美感’的反动宣传的斗争中,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审美传统和审美意象为基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坚实根基。”(18)这个方向从此成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圭臬,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仍然坚持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来建立比较完整的美学的科学体系。(19)

  将美学的转型与民族独立、救亡图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和现实的要求。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将其推向极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教条主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并以此作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绝对正确的真理。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通过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排他性和措辞的不可辩驳性,阻碍了中国作家探索符号与概念或语词与现实之间的关系”(20),从而也阻碍了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学科基础的建立,甚至使美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沦为庸俗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附庸,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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