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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挤压与世纪难题: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2542 次 我要收藏

  晋宋齐梁对佛教经典的接受已经从“格义”为主转移到“镜彻”、“综採”和“融冶”为主。③这种由被动地接受和客观的翻译向主动的阐释、比较、归纳,即以“义疏”、“综录”为主要方法的转变,在加快佛教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也改变和丰富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理论,使魏晋玄学逐渐脱离治世功用而走向佛学的形而上学。“与中古中国思想的主线相一致,这种名理探讨的主题很快就变得越发不具体和不切实际,变得越发理论化、哲学化和美学化。”④主张“有”、“无”两忘,以般若为极境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慧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慧远的贡献在于,结束对佛经的“格义”、“合本”,开启“义疏”和“综採”;将佛教的传播从上层引向低层,从僧界扩展到世俗;从佛教与王室的融合到沙门不敬王者,从以佛济世到政教分离;从对佛教经典的接受到宗派的开创(净土宗)。如果考虑到慧远通过鸠摩罗什所接受的龙树《中论》学说对他的追随者谢灵运和宗炳等人的影响,以及谢灵运和宗炳等人在中国美学史上的贡献,慧远的这四个方面的功德,不仅代表着早期中国化的佛教的形成,而且标志着中国美学与印度佛学从“冲击”到“反应”进而融合的成功。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由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演变成儒家美学、道家、道教美学和佛教美学;先秦两汉的美学范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物感”转变成“物色”、“观照”转变成“圆照”、“象数”转变成“意象”、“性命”转变成“性灵”、“比兴”转变成“神思”,“意”、“境”演变成“境界”、“意境”等等;研究范式从“直观理性主义”转变成“经验式的体验”与逻辑分析的结合,从经学的附庸、子书的篇章(或散论)转变成如《文心雕龙》那样“虑大思精”的宏篇巨制。

  从早期中国佛教的传播可以看到,中国本土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之日,恰恰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重新构建之时;其二,由译经的“格义”向义理探讨的“综採”、“熔冶”的转变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由“冲击—反应”走向“中国中心”,“中国佛教”开始形成。其三,文化的转型一般都有标志性的人物出现,这一次转型的代表则是高僧慧远。

  魏晋美学转型的这三个时代特点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美学”的翻译上,如同当年佛经翻译“《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閒、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一样,自1866年罗存德所编《英华字典》译“Aesthetics”和“Esthetics”为“philosophy of taste,佳美之理,审美之理”以来,“Aesthetics”曾先后被译为“美学”、“美术”、“艳丽之学”、“佳趣论”、“美妙法”、“审美哲学”等等;⑤在社会思想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上,就像儒学衰颓与汉大一统制度崩溃一样,先是洋务运动带来的对“西学”的接受引起传统文化的消解和学科语境的新变,以至于出现学术真空,接着是辛亥革命对三千年来的社会制度的摧毁,这两大社会形态的巨变迫使中国美学开始向现代转型;在转型的领军人物上,其“导乎先路”者为王国维。但是,仔细辨别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美学转型有“玄学”作支撑,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美学转型却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提供与西方美学“对接”的基础。以至于王国维有感于“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⑥的历史启示和“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⑦的现实,如当年慧远开宗别派于佛教一样,力主学术独立,力倡西来之“美学”为经学(理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之必修课以奠定其学科基础,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中国固有的美学范畴进行现代阐释。

  对中国美学史上的这一次转型,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评论说:“在对来自印度的佛教的吸纳过程中,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本土化,使它与道家及(新)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学领域无与伦比、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如果中国在迈向现代的漫漫长路上能够将现在已大量接受的西方思想像以前对待佛教那样创造性的吸收、融合(像对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那么完全有理由对其结果作这样的设想,未来的西方汉学家或许会发现一片分析、整理两种文化融汇与结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⑧卜松山对中国美学研究多年且见解不凡,受李泽厚影响,他从中国与西方因“美学”的物质载体的不同而形成“美学”学科的不同定义出发深刻地指出:“假如中国现代的美学家们依据西方现代以前的标准,并受到这个学科似乎是具有指向意义的名称‘美’学的诱导,而感觉身负使命,在研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去寻找‘美’,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这种大胆尝试,是一次受到时代精神局限的迷航。”⑨为了避免卜松山所说的“迷航”,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美学本身,在搞清楚中国美学本身的基本元素和研究范式及其民族传统文化渊源以后,才能依据作为“感性的哲学”的美学来批判性地发掘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才能对“艺术形式的反思”或者说“艺术审美经验的反思”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从而建立现代中国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

  二、双重挤压: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特征

  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与世界经济文化的冲击使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受到两方面的挤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被转型”,而不是自觉的、科学的转型。因此,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缺乏“自我意识”。我们之所以现在还会听到“中国美学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这样的话,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美学还没有“自我意识”,我们现在的“美学原理”所用的概念、术语、范畴,大多数是“拿来”的。“拿来”没有错,关键是怎样“拿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拿来”。

  黑格尔曾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因为思想恰恰具有这样一个环节,即:应当属于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应当是自己固有的东西;思想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⑩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美学”,首要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美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缺乏对中国美学现代转型性的基本元素、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整体上的把握。我们知道,每一种理论学科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基本元素、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这些基本元素、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深深植根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传统思维方式,当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理论元素、范畴和研究范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学科理论转型的内在动力。因此,在研究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时,有必要首先重寻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将其放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进行发挥批判,从中寻找出有利于创建现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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