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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2110 次 我要收藏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表面上看是“百家争鸣”,师生之间、专家学者与工农兵之间都可以互相批判。但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论争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首先,所有的美学问题都被冠以无产阶级的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名分,美学具有了阶级性和阶级划分。其次,所有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都被定性为“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也有定性为“客观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从而中国美学有了清晰的意识形态分野。第三,这种美学的意识形态性总是跟美学的阶级划分紧密相连,如唯心主义美学被认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唯物主义美学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表现。第四,由于这种阶级划分和意识形态对立,不少被划归为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政治上的牵连甚至人身方面的迫害。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在造就了几位美学家和几个所谓的美学流派后,最后以政治思想斗争的向新的阶段发展,如“反右”、“文革”等而偃旗息鼓。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唯物主义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二元论的主客观统一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尽管有着过于鲜明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但于美学而言,它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以致学界冠以“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国美学四大派”等学术荣誉,庶几可以遮蔽那段被左倾思潮统摄的政治思想斗争历史。反观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思想标记和逻辑脉络异常显著。这就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以“主义”来划分阵营、划分派别、划分思想的,而且是以“主义”来确立美学的进步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反动性的。因此可以说,1950年代的中国美学完全是主义的标榜和喧嚣。

  主义是理论的升华,是思想的凝聚,是价值倾向的旗帜,是行动的纲领和口号。但主义是有层次之分的。主义也有自发的和原创的之分。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自人类有了世界观,就自发地形成了,因此可以说是最原始、最普通、最低层次的主义。而人类于近代所创建的主义,基本上都是自觉的、原创的、有针对性的因而是高层次的主义。

  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主义的喧嚣,实际上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发出的,具有原始性、普范性和低层次性,缺乏原创性。而且若按恩格斯关于唯心唯物的问题只在涉及世界观时才有意义、否则没有意义的说法,这种唯物与唯心的争论是否在美学层面上有效,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说,与近代西方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等相比,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处在主义的原始层面和低层次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称为主义的喧嚣,而非主义的原创和建构。正因为这种主义的低端性,导致了19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原初性。首先,从学科的升级换代上讲,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正如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评述》所说,西方美学已从自上而下的形而上的美学向自下而上的形而下的美学转变。即从思辨的美学转向实验的、心理的、科学的、语言的美学。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和新的流派,而中国美学仍然停留在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上,而且以此为划分唯心主义美学和唯物主义美学的标准。其学术思想的落后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停留在世界观最基本问题上的美学讨论,层次不高,与当代西方美学之间至少有着半个世纪的代差。其次是研究内容的初级性,如对审美有无功利这样的老问题不得其解,以功利满足或革命利益为美,完全无视审美的超功利的一面,从而导致好就是美,有用即美,无产阶级的即美,地主资产阶级的即丑,唯物主义即美,唯心主义即丑等许多美学外行话语盛行。

  第二,封闭性。20世纪是西方各种思想繁荣,各种美学流派争相斗艳的时代,1950年代尤为突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于此时方兴未艾。但当时的中国由于政治上的极端封闭,与欧美国家隔离,远离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大陆很少出版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著作,美学研究者很难看到来自西方美学的著作。1960年代中期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也是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在内部秘密交流的。这种现实反映到美学研究上,就是封闭导致的知识贫乏,说大白话,说外行话,说别人说过的老掉牙的话。说是“大老粗”搞美学也不为过。这种封闭性表现得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固守唯物主义的藩篱。不敢越雷池半步,以美学的唯物主义为荣,以美学的唯心主义为耻,论者之间的相互攻击,实质上都在为维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展开。美学讨论的视域被封闭在了这种最为原始最为初级的主义之争中。

  第三,政治化。美学的原理中存在着形式的无功利和审美效用有功利的悖论。康德最早说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这一命题看似简单,实则成为美学的内行与外行的分界线。从1930年代起,有关文艺有无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就已沸沸扬扬了。到了1950年代,强调审美功利性的说法变本加厉,以阶级属性来为审美趣味划界,也为美学定性,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斗争觉悟,从而把美学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轨道。美学大讨论中的有些学者如高尔泰等就因为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美学而成了后来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受到了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饿毙于夹边沟劳改农场。用政治干预学术,甚至代替学术,构成了那个时代美学的特色。

  第四,议题短暂性。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主义喧嚣,并没有成为1980年代美学复兴时的主要话题。什么美是主观的或客观的,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什么又是客观唯物主义美学等,在过去争得死去活来的议题,在后来竟被人们看轻甚至忘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议题短暂而无长久的生命力。也可以说时过境迁,议题失效,缺少可持续性增长基因。

  构成中国1950年代美学特征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现代美学从西方移植,或借助于“日源新语”译介而来,是舶来品,因而先天不足。而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处在自辛亥革命开始的不断的革命运动中,其研究和理论建设时断时续,从而导致中国美学于先天不足之外发育不良。1930~1940年代的美学整体上不如现代文学那样受社会关注,因而美学的知识远未普及,年轻学子对美学的知识储备不够,学术视野不宽,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很容易被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和主义之争牵着鼻子走,其美学研究成了低层次主义论战的低层次学术成果。二是与西方隔绝,坐井观天,盲目自大,不知美学天地之广阔。尤其不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成就。也不知道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情况。因而闭门造车,独步六合。正如李泽厚在其《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说:“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常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李泽厚此话是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讲的,而于1950年代,中国美学的封闭与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三是以政治统治学术,学术被狭隘功利化。审美的无功利背后有着系统功利。这就成了功利主义者要美学做政治工具的理由。自1930年代的文艺阶级性之争开始,到1940年代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功用和美学的价值日益受到政党的重视。但不懂美学的人更容易把美学的潜在的对于系统的功利或“无用之用”的“大用”变成狭隘的实用功利,从而导致美学讨论的政治化。四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既未衔接中国的美学思想传统,断了香火,又未与现实联系,缺了地气,成为“空中楼阁”。可以说,既不是中国的,又是无用的,因而1950年代的争论议题到了1980年代美学复兴时竟然不再有效,被人们搁置、遗忘或者回避了。

  总之,由于1950年代中国美学是在原初的、低层次的主义之争中进行,因而在主义喧嚣的背后却是主义的贫乏,这种主义的贫乏建基于知识的贫乏、思想的贫乏、学术的贫乏、学科的贫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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