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贝克特的文艺批评隐含着其实验主义创作的演变和发展规律。他的批评活动与创作活动相伴始终，几乎同步推进，其批评思想的变化也预示着其文学创作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贝克特早年熟读叔本华和笛卡尔的哲学，认真研习过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关注乔伊斯的形式实验，欣赏普鲁斯特用直觉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而对“描写文学”持极为蔑视的姿态；二战后则热衷于美术评论，言此而意彼，由绘画艺术出发，进而探讨艺术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本质，由艺术表现力的“障碍”进入对语言符号本质的深刻认识。贝克特的批评思想从认识论向语言本体论转变的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从现代主义美学向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嬗变。他的早期小说，如《莫菲》，旨在通过非理性和直觉穿越表象世界，来抵达纯意志的世界，表现没有主体的、潜在的意识世界，其中现代主义的实验性特点尤为明显；但是从《瓦特》(1945)开始，贝克特较为清晰地表现出了对语言表征危机的强烈关注。从《瓦特》中可以看出，贝克特通过极端的形式实验试图借助语言的本质，揭示概念和实物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达到消解意义的目的[20: 73]。他的小说三部曲《马龙之死》、《莫洛伊》、《无可名状的人》更是表现出了语言论转向的鲜明特征。斯蒂芬森[16: 21－22]认为：“语言和叙事的本质是小说三部曲的中心主题。”三部曲是一个巨大的语言迷宫，叙述者经常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例如在《无可名状的人》中，叙述者的主体身份完全消失在语言之中：“语词无处不在，在我身体之内，在我身体之外……我身处语词之中，是由语词构成，是由他者的语词构成。”[7: 355]

　　第三，贝克特的批评作品隐含着其实验主义创作的哲学思想渊源，其虚构作品又与二战后兴起的后现代哲学进行着深层的隐性对话。以马丁.艾斯林为代表的批评家们习惯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戏剧作品仅仅归功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从《普鲁斯特论》中可以看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对贝克特早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同样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无视贝克特早年批评实践中的思想资源与美学倾向，显然无法在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能透彻理解他为什么不太关注人的社会性，或人的理性，而是强调直觉和非理性的重要性，专注于探讨存在与意识、认识与语言等哲学问题，探讨挣扎在生存意志和习惯之中的人类的困境。同时，作为重要能指符号的“戈多”，以及小说三部曲中的语言迷宫，与贝克特晚期批评实践中对语言局限性的转向又不无关系。正如哈里顿所说：“贝克特的艺术批评不仅为他本人的重要作品的美学内涵和风格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评论，而且也为他的创作的重大变迁提供了范式。”[11: 332]他的哲学美学思想与此后西方文坛兴起的后现代文学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文学作品经常让一些后现代思想家产生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思想的同步性、超前性和预言性。贝克特的文艺美学思想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坛的一个坐标，一个转折。正因为如此，贝克特经常被称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和“第一位后现代主义者”[8; 14: 12]。

　　注释：

　　①以下《普鲁斯特论》的引文在括号中直接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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