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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形成及其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1259 次 我要收藏

——当代美学范式迁移的个案考察之一
张弘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标题】The Forming and Problem of 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
 A Shifting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作者简介】张弘,男,浙江桐乡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 实践存在论美学于20世纪90年代从实践美学发展而来。实践美学以本体论为基础,挑战长期占正统地位的认识论美学,主张艺术审美的独特性,但却造成所谓的“本体论之误”。为应对批评,实践美学借鉴和吸收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最终形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把生存意义的实践提升到本体意义的高度,又把本体扩展为“源域”,但其实并未真正走出本质主义,还将属人的实践曲解为最高和最终的范畴。同时它还面临着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联结在一起的难题,它对前者的引用和理解是后现代解构式的阐释,因而无法达到借助其夯实自己基础的目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始终把某个特定观念当成“第一原理”,再据以探讨美和艺术,而不顾及鲜活的艺术审美活动。
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 develops from practice aesthetics in the 1990s. The latter, basing on the ontology, has challenged the orthodox epistemology aesthetics and maintained the identity of art experience, but unfortunately fallen in essentialism and made the so-called ontological mistake as well as an academic depute. In front of critical reviews practice aesthetics, adopting M. Heidegger'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has changed and formed itself finally into 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 which has lifted the practice meaning existence to the height of ontology, then enlarged this ontology to the source field. However, it regards the practice belonging to human beings as the most upper and ultimate category and goes out of essentialism. Meanwhile, 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 comes across the rough difficulty to combine M. Heidegger'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and K.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dapts and explains Heidegger actually in a post-modern destructive way, which by no means can help it to reach the goal to strenthen its theoretic foundation. The key problem of 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 lies in that it is a from-up-to-below aesthetics, which always holds on to some special ideas as the first principle, then follows it in researching and inquiring art and beauty issues with no regard to fresh aesthetic activities.
【关 键 词】实践存在论美学/存在论哲学/历史唯物论/本质主义/后现代解构practice-ontological aesthetics/ontological philosophy/historical materialism/essentialism/post-modern destruction

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当时对实践美学进行的反思及批评,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卓有成效。在应对各种批评意见的同时,实践美学既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也吸收不同观点和其他思想资源,实际已走出了原有理论界域。这其中,逐步形成并在新世纪伊始正式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较有代表性的。它的衍生过程、学理范式和观念方法,均相当典型。我们从来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重演以往一家独尊的局面,需要的是各种美学新范式的共同兴盛和彼此的平等对话与商榷。本着这样一种立场,本文拟从范式迁移即学术演进的角度,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形成及其理论特征作一番追溯和探讨。相信这既有助于全面理解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构成,也有利于本世纪虽艰难但仍在前行的美学理论进程。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首先见于朱立元门下的青年学者刘旭光《实践存在论美学新探》一文,该文大有代为立言之意,一再说,“朱先生……所阐释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已经可以更名为实践存在论美学”[1]。一年后,朱立元明确表态认可,他在一篇论文的一条注释里,首肯了刘文的建议,同意用“实践存在论”代替“实践本体论”,并以此把他的老师蒋孔阳、他本人和他的学生们的观点同李泽厚、刘纲纪等人的实践本体论区分开来,再次参照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说明了实践存在论的哲学基础。[2]至此,实践存在论美学正式告别了实践论美学的原有形态,即实践本体论美学。后经营数年,朱立元等主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又在2008至2009年间推出,成为其成果的总汇。
实践存在论美学总体上的理论规划,正如其命名显示的,即让实践范畴带上存在范畴的意指,合实践与存在于一体。由此作为其理论架构之哲学根据的实践论,实际内涵已有变化,既摆脱了主要由李泽厚引申的本体论意义,也改变了其历来所具有的、它一度曾加以恢复的认识论意义。
文革结束后的美学思潮,曾为争取艺术审美不再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立地位作过探索。“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李泽厚语)的提法,当时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呼应的,包含着冲破思想教条的积极内容。在这点上,实践美学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它从实践的角度突出了人在审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顺应了新时期的人文关怀和主体性思潮。理论上它不再把美看做自然的物质属性或精神的观念实体,而是把美当做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对象,期待着克服主观美学或客观美学各自的片面性。但美学的进一步思考随即揭示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仅仅一般地主张美是现实的实践的产物,把审美局限在理性的社会活动和单纯的现实活动范围内。而审美实践是不同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群体活动的,即使受到后者影响,也因它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不可能全部受后者制约。所以在审美特性的把握上,实践本体论美学是有缺失的。不仅如此,实践本体论美学继续把美学看成是一门寻问美的抽象化本质即美的本体的学问,由此反而和真正现实中的审美活动造成了隔阂。即使换个说法,认定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也是把人的本质力量当成了某种先在的东西,审美不外是这一先在的东西的显现与外化。这样的观点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正由于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实践美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针对批评,朱立元作为实践美学的代表,作出了三点回应。一是弱化实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色彩。他把“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的说法,解释为实践只是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出发点,而不是美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更不是美学的基本范畴或美的根本性定义,同时表明实践美学并不抹煞审美的超越性、精神性和个体性。二是恢复实践范畴原有的认识论意义,将其扩展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结构。他主张,实践原本属于认识论范畴,经由李泽厚、蒋孔阳的美学论证而上升为本体论范畴,但审美有认识因素,必然与认识论意义的实践相关联,因此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应当是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的统一。于是实践转化成达到美的一种中介。三是把实践向着存在的范畴延伸,但这个存在范畴的真正意义是生存。他提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包括其他一切关系),都建立在“实践的存在方式基础”上,由其派生和最终决定。从这里开始,实践本体论美学逐渐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转变。为促成这一转变,朱立元又对本体概念另行阐释。原先他有关“本体”的说法还侧重在“所自何来”的“本源”上,现在转而指责如此理解是误会了本体及本体论的原意,提出应“把‘本体论’理解为存在(‘有’、‘在’或‘是’)论即研究存在的学说”,同时把存在论说成“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当然“‘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即人们的实践活动”[3]。通过将本体性的实践范畴引向作为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他为避免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尽了最大努力。
不难发现,尽管朱立元把“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相统一”的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新论”又概括为“唯物史观”,但对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依据是海德格尔。他公开承认自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影响,说:“笔者本人之所以说‘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应是人的存在问题’实乃由海氏的基本本体论获得的启示。”[4]他进而要求将“本体论”这个概念词一律改为“存在论”。
不过朱立元对存在论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均有一定程度差距。首先,本体论和存在论的西语词汇虽是同一个(Ontologie),但西方哲学史上确有将本体论作为本质或本源之学的阶段,“本体论”的译名也因此沿用已久。只是为了突出海德格尔现代本体论的特点,中译者才将其改为“存在论”,并得到多数人认可。朱立元要求将所有历史阶段不同形态的“本体论”一律改称“存在论”,未免失之简单笼统。其次,海德格尔本人从来未曾把“人的存在问题”当做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即使在《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本体论”即基础存在论中,也特别不能容忍把他有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混同于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各种形式的生存论学说,并不止一次地作过说明。因此朱立元认为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本体论”是“生存论哲学”,“本体论的现代形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把存在的一般研究集中到人的存在即此在的研究上”,“此在”概念是“现代人本主义思路的开启”等,[5]均是根据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生存论分析立论的,不够全面,反映了以人文意味的“生存”来解读思辨意味的“存在”的倾向。最后,朱立元将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方法说成是“用纯逻辑方法进行的范畴推演与原理、体系的构造”,也明显有悖于海德格尔始终一贯的反理性逻辑的立场。为此,学术界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商榷意见。
尽管如此,无可否认的是,实践美学已开始调整自身理论基础,借鉴和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这一个从实践本体论向实践存在论的转变和后实践美学的其他各种理论动向一样,充分地标示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过程的学术范式正在经历迁移。

实践美学声称自己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并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阐释作为本身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这是它为自身获取合法性,并从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反映美学那里夺取主导地位的关键手段。我们知道,建国后正统的美学地位原来是由反映美学占据的,它同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来构建美学理论,中心原理是主张忠实再现生活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由于分有了意识形态的优势,这种唯物论的美学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曾以“政治上正确”的绝对权威面目出现。实践美学的理论焦点,如前所述,已转到了主体能动的实践功能上,不过它继续高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旗,同样也讲“唯物史观”,因而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得以和反映美学相抗衡,并逐渐形成为80年代中国美学的新主流。这一点微妙之处,即便演变至今日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仍然是心领神会的。它继续反复声明,把实践本体论提升为实践存在论靠的是“把实践与历史唯物论相结合”,其“理论根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阐释”[6]。
但和实践美学真正有关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或更确切说,是特定形势下重新发现和复兴的实践哲学。虽然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早就揭示了实践在克服唯心论和旧唯物论方面的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被界定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包含于其中的实践哲学并未受到足够注意,也并不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形态。尽管国际上前有卢卡契的探索、后有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活跃,国内学术界直到80年代初,才兴起研究和提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热潮,并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对原先由前苏联提出、由我们接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补充。正是在此背景下,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等人的各种美学观,才明确地把实践当做美学体系的哲学出发点,把美定义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
我们曾指出,建国后确立了历史唯物论的主导学术范式,[7]而实践唯物论及实践美学的提出,表明这一范式已有变化。尽管“历史唯物论”的提法一脉相承,但“历史”不再是事物或事物的逻辑自行呈现自己的历时形态,不再是那种外在于(甚或凌驾于)人类的决定性力量。相反,“历史”首先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与后果。人的作用的这一突出,无疑来自对文革中各种人性扭曲现象的反思。这一点,在当时周扬和胡乔木就人道主义发表的两种观点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反映。与此同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首次在当时出版也适逢时机。①这部青年马克思的著述手稿,还保留着浓重的费尔巴哈式人道主义的痕迹,正好引起国内学界部分人的强烈共鸣,诸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世界的美”等见解纷纷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实践美学的理论根据不是来自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尤其后期著作,而主要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前期著作的原因。我们知道,自从20世纪30年代这部手稿问世后,国际学界就围绕着马克思思想道路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面对着那种凭借青年马克思而指责后期马克思“为了经济学而牺牲哲学、为了科学而牺牲伦理学、为了历史而牺牲人”的外部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作出的回应,要不就是承认青年马克思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要不就是强调双方的一致性。[8]国内学界以往的做法是前者,即不以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现在实践美学的做法却颠倒了过来,把前期著作当成了最有资格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宝典。
从历史唯物论到实践唯物论,从后期马克思到前期马克思,实践美学所遵循的理论范式变化痕迹明显。这方面的变化,还体现在美学学科的学理规定上,即美学把自身看成一门何种性质的学科。反映美学把自己当成认识论性质的学科,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客体的美与如何再现这一对象化的美,对它而言美作为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实践美学则把自己当成本体论性质的学科,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美是什么或美来自何处,对它而言美的本体性说明至关重要。所以实践美学为了动摇反映美学,还必须从更深的学理层次引入本体论。为此,它还需要别的理论资源。在这点上,文革结束后经过李泽厚再度诠释的康德哲学恰逢其时,在为主体性理论提供范式的同时,也提供了本体论的范式。当然,整个提供过程不可避免是又一种“误读”,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倒是正常的。我们知道,康德看待本体问题有一种新的视野,他的“本体”概念有双重含义:一在否定的意义上,它是指不属于感性直观的、为感性直观无法企及的对象事物;二在肯定的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是因把握不以现象存在的对象的需要而通过理智直观假设的范畴。但从肯定意义上设定的“本体”概念仍潜伏着矛盾,因知性只是感性直观的思维形式,不能用于非感性直观,范畴的应用同样不能扩展到经验对象之外。据此康德强调:“我们称之为‘本体’的,必须理解为仅仅是在否定意义上的那种存在。”[9]本体并非感性对象的事物,它是通过纯粹知性才被当成事物自身的,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在于表明感性直观或感性知识的有限。所以在总体上,“本体概念纯粹是一个限界的概念,其作用是阻止感性的僭妄;因而它仅仅是否定应用性质的。”[10]本体的功能主要在划界,而作为对象的本体,“和虚空的空间相同”,“其自身并不含有或暗示超出经验的原理的范围之外的其他任何知识对象”[11]。正因为此,康德所说的“本体”是经验现象意义上的noumena,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事物本质存在体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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