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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7 点击: 2577 次 我要收藏

【编者按】“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儿,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压力。”选自《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资中筠谈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信出版社出版,《财经》主笔马国川专访。

马国川:20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是自愿,还是完全出于功利的考虑?

资中筠: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马国川:阶级烙印永远洗不掉啊。

资中筠: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那个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积极地追求潮流……我当年自己是“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王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马国川: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资中筠: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得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帝王师”,可以教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你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马国川:如果连起码的一点儿自信都没有了,就不可能再坚持了!

资中筠: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前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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