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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久刚:请勿打邓小平的旗号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13 点击: 2061 次 我要收藏

——关于北大巩献田教授的信的争论
山西大学 徐久刚

  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导致物权法立法进程中途搁浅,由此引发了一些人的评论与争议,这本是正常的现象。
  笔者注意到,在对巩信持批评态度的议论中邓小平似乎被不少人当作强有力的依据。《中国青年报》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说:“13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13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文摘周报》今年2月24日头版头条题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的文章中,引用一位著名民法学教授的话说:“改革进行到今天,有人对改革的方向开始发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不要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就有人出来问姓资还是姓社。巩教授就是法学界出来发难的代表。”还有一位10多年前因勇于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而闻名的“皇甫平”,不久前也发表谈话说:“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这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邓小平。
  笔者在此要问的是,邓小平果真说过改革开放不要问“姓‘资’姓‘社’”吗?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1985年8月,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1987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中要反“左”的时候说:改革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1989年5月,邓小平又说:“某些人的所谓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
  依据上述邓小平在数年内一再强调、反复再三的论述,我们有绝对的根据说:邓小平认为,改革不仅有方向问题,而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继续争论”的问题,改革不能不问姓“资”姓“社”。
  非难者或许要说:这都是邓小平早几年说的,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已经改变了观点,他最后认为改革不再问姓“资”姓“社”了。
  好吧,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究竟是怎么说的。请打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原文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对于这段文字,笔者的理解是:首先,邓小平批评一些有“左”的思想的人,把某些改革措施直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迈不开步子,不敢闯”;第二,对改革措施可行不可行,只能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第三,邓小平举出特区的例子,有人认为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还是“公有制为主体”;第四,邓小平认为,“三资”企业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也许是过于愚钝,笔者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一点也看不出邓小平有只要改革,不管怎么改都行,改革不问姓“资”姓“社”的意思。更何况,就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就有多次,并且明确指出了特区姓“社”不姓“资”。如果邓小平确实认为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他又何必把社会主义挂在口边反复念叨?为什么要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几乎所有坚持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的人都以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为源头。就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达30次左右,在第一部分中讲“死路一条”时讲到了“不改革开放”,但首先讲的却是“不坚持社会主义”;在第六部分的结语中,特别指明了“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表明,邓小平南方谈话始终贯穿着“坚持社会主义”的红线。在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了十多年之后,我们又怎么能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邓小平的思想,把“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强加于邓小平呢?!
  为了保证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有时称此为“两条根本原则”,有时又称为社会主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两条已是广为人知了。改革进行到今天,人们之所以对改革的方向提出质疑,或许就是对这两条原则是在还是不在有怀疑,也和近几年媒体没有反复宣传我们国家目前“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以及没有“两极分化”的情况有关。更何况在改革之名下使社会主义消解在外国已有先例,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关注改革的方向极其自然,怎么会引起那么多的人如此大惊小怪呢?
  新中国立国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讲政治方向、政治前途,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央明确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可对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直接关系改革方向的“两条原则”却有人要一笔抹煞,自己不讲,也不许别人讲。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两条原则”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新的原则,那就请直说,不必要藏而不露。改革的方向问题从改革起步时就已存在,并非是现在才有。邓小平新时期既反“左”又反右,就是为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令人有几分不解的是,现在有人对邓小平反右的事却一句不也提了。不愿别人提改革的方向,甚至怕别人提改革的方向,把提出改革的方向称为“发难”,称为“泥潭”,甚至称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用语如此不雅,颇令人莫名其妙。要是自己坚信方向正确,据理力辩就是了,气的哪门子事!提出改革的方向问题明明是讨论向哪里改革、怎样深入改革,可现在常常碰到的却是一闷棍:反对改革!这究竟是咋的了?难道改革没有方向问题,在哪里上了“社会主义”的保险吗?邓小平可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讲过改革开放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的呀!(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
  笔者上述所言,一定令巩信的批评者们感到不快,加我以“老‘左’”、“僵化”之名可能还是客气的。或许还有好心人建议我“解放思想”。确实,当今解放思想是太重要了。不过,解放思想难道没边没沿?难道没方向、没原则?邓小平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就在巩信批评者们感兴趣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看来,都有个方向问题,即都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邓小平的这些观点都被当作过时之论,我很怀疑,人们高举的旗帜怎么能和邓小平的名字沾得上!
  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的一封公开信,使得高层领导决定暂时搁置物权法的立法进程。仅此一举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是何等重要。人们完全有阐述自己对巩信质疑、批评、反对的权利,可以讲出这种质疑、批评、反对的理由,邓小平没有讲的,我们未必不可以讲;邓小平讲过的,我们当然也可以与时俱进。巩信引起的讨论可能还会继续。笔者只是希望讨论时不要曲解邓小平,不要打着邓小平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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