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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刘方圆:从学术评奖看学风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62 次 我要收藏

学术评奖走向异化,不是评奖,而是评人;不是突出学术,而是变成社交,成为一种公关行为。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评奖者拉赞助,被评者名利双收,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
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滥评奖,评烂奖,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举奖不避亲”的学术名利场。
学术评奖,是学术研究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学术奖项是神圣的,充满着荣誉和责任。评奖者一身正气,一秉至公;获奖者实至名归,倍感光荣;后来者以为高标,心向往之。可以说,严肃公正的学术评奖,对推进学术繁荣、深化理论研究、发扬优良学风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奖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者也经常面对各种评奖。其中,不乏科学公正的评奖,为学界所公认;但不可否认,浮躁和不正之风也正在悄然侵蚀学术评奖这一方净土。
一些学者反映,如今某些学术评奖已经演变成学术自由市场,形式雷同,鱼龙混杂,评奖专业户、利益集团化和潜规则盛行,完全背离了学术评奖本身的主旨。本报记者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学术评奖良莠不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国家级的重大奖项在学者中间口碑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奖”,文学界的“茅盾文学奖”,经济学界的“孙冶方经济学奖”、“张培刚奖”、“蒋一苇基金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吴玉章奖”等。这些奖项都对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长期担任“孙冶方经济学奖”秘书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向记者讲述了该奖项的评审过程。他介绍说,一般每届大概有100本书、150—200篇论文申请评奖,评奖周期历时3—4个月。评奖者通过两个途径申请:一是自己申请,并要求专家推荐;二是请重要的刊物、出版社和报纸推荐。初选小组成员由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推荐一名研究员,北大、人大、复旦、厦大、南开各出一名教授组成,此前集中在招待所封闭式评选。现在则采取会议形式,以多做准备工作为主。他还强调,有的书和文章由于初选小组相关专家较少,还要另请专家来评,并提出意见。
张卓元说,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经得起推敲,奖项宁缺毋滥,专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才推荐到评奖委员会,否则就不断请专家看。即使这样,评奖过程中仍然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评奖结果。张卓元坦陈此种情况自己也遇到过,如有人说只要能评上奖可以不要奖金,甚至可以捐钱。“‘孙冶方经济学奖’是严肃的,申请评奖一分钱不收,必须要达到标准才给予评奖,送人情是绝对不行的。”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听到,不止一位学者对某些学术评奖发出感慨。他们口中学术评奖的几大不端,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评奖走向异化,不是评奖,而是评人;不是突出学术,而是变成社交,成为一种公关行为。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二是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评奖者拉赞助,被评者名利双收,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
三是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滥评奖,评烂奖,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举奖不避亲”的学术名利场。
人为因素尤为复杂
评奖本身是一个客观行为,为何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病菌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一大推手?
有些评审专家辩解说,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且申报量过大,许多是著作,评奖标准不好操作。参评者则质疑,不能将不公正的评奖结果推诿给程序和制度。程序没错并不代表结果没错,真正好的程序不能保证结果没错,但能保证出了错及时纠正。另外,谁又来监督评审专家?
双方各执一词,也验证了长期担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奖项评委、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的话,“评奖本身确实特别复杂、困难。首先,与评奖项目相比,评奖是一种对成果的评审,既有相对好操作的一面,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好操作是因为它不是对一种预期的不存在的东西进行评审,而是对已形成的东西进行评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确定的对象。其次,正因为它是业已形成了的东西,工作量大就给评审人带来了很多困难。”
当记者电话连线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时,他表示,“香港学者很少参加内地奖项评审,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吃亏,内地学界对SCI和SSCI也有不同看法”。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对此很有感慨。他对记者说,学术评奖中的学术不端应该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到底危害和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一般的学者只是从抽象上来看,很难具体地去认识。只有自己参评时的感性认识才能证明以前抽象的认识。2010年,他曾参评某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其著作《“知识经济”批判》虽得到了各方肯定,却在评奖中惨遭“逆向淘汰”,而相关机构至今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说法。
叶险明认为,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腐败,往往都是在程序之中发生的,之所以查不出来或者不好查就是因为它符合程序,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评审制度。
也有专家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立竿见影,其成果不好界定,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不公正的评奖现象。加上有些规则有人为操作的空间,这样往往会出现问题,以致很多评奖还没结束,就有人知道内幕,知道谁会得奖。
香港学术奖项多为稳定年轻学者
学界热衷评奖,学者热衷拿奖,社会热衷办奖,其深层次原因何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国旗表示,评奖比较实惠的主要是职称问题,许多单位将职称评定与获奖直接挂钩;同时,丰厚的奖金也很有诱惑力。除此之外,拿奖所带来的荣誉以及对本人学术的认可,都是评奖热的重要原因。
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的资深教授对拿不拿奖持无所谓态度。薛凤旋介绍,香港主要的8所大学里没有自己的评审体制,惯例是以西方为标准,看学者在SCI、SSCI里的文章有几篇,影响因子情况,而拿奖与评职称并不挂钩。另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设有“杰出研究奖”和“青年杰出研究奖”,主要是给刚进来的博士和博士后,校内评审通常不是给研究最有成就的人,而是变成一种安抚的手段。比如系里的年轻教授,合同将满,又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那么就要为他留下来创造条件、争取这个奖,毕竟刚出来的学者地位不稳固,要靠一些奖项来支撑。
那么,香港学者是否对SCI和SSCI的评价体系满意呢?“抱怨也很大”,电话里薛凤旋如是称。谈及原因,他分析说,靠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评审标准,有客观的地方,也有不客观、不科学的因素。比如,日本、法国、德国很重要的论文是在自己的杂志、用自己的语言发表的,但在这两个体系上不一定体现出来,中国内地一些好文章也在系统里反映不出来。另外,SCI、SSCI只是杂志文章,不包括专著,对专著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评职称、院士等主要靠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专著,要看个别情况,如果是欧美比较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的,就会受到重视,譬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相当于SCI的8篇文章。
薛凤旋还指出,SCI和SSCI文章总量差了3000%,前者文章引用次数是后者的30倍,如果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被引用30次,其实它的重要程度等于社会科学文章被引用1次。SCI文章比较短,往往很多人一起写,篇幅小;社会科学往往几十页纸,并且一个人写,每期最多三四篇,一个被认可的自然科学学术杂志一期可发多达20篇的文章。因此,二者之间应该有换算的比率。
专家要有学术眼光和学术良心
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完美,但应力求尽善尽美。针对学术评奖暴露出来的问题,专家们也谈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关于评审机制,专家普遍认为,要把一些量化的指标变成一种综合评议。孙正聿建议,应该坚持分类评审、专家评审、公开评审和复议评审四种方式相结合。分类评审也包括分层评审,即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采取不同要求,基础研究成果要求应深,对学科建设有所增益;应用研究成果要求应实,要具有操作性。另外,不怕评奖评滥了,而是怕标志性的奖评坏了,一般的奖项起不了太大作用。同时,还应该从现实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一些大奖的评审,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学术导向性的大奖评审,必须格外严格对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所有采访对象都特别强调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良知。孙正聿认为,评审专家应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里大家能够公认的,有深厚学术根基,对学术前沿有透彻把握的一流专家。“他还要有学术眼光和学术良心,一个人缺少学术眼光,那么他的学术良心也会弱化,因为他不尊重自己;只有有学术眼光的人,才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学术良心,害怕染黑他的羽毛。”
叶险明则建议,要建立科学的回避制度和严格的问责制度。每个申报奖项的人,可以向有关机构提出5—10名回避人,以避免一部好的作品毁于不同的学术见解,甚至人格上的分歧。假如鉴定结果推翻了原先相关学科评审组的看法,就要恢复名誉,同时规定原来的相关评委不能再担当评委。目前,中国学界的评委责权不统一,应对评委建立一定的奖惩机制。
丁国旗则提出,要建立事后补偿型学术评奖制度,对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追加奖项。另外,不能让“学术明星”当评委,评委要对评奖人负责,能够踏踏实实坐下来把“选手”的东西看一看,而不是抱着功利和私心的目的。当然,作为评奖人,本身也要心态平和,对奖励应有正确的认识。
路漫漫其修远兮,也许,完善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奖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每一位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都关乎学术评奖的权威,关乎中国学术的尊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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