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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运伟:美学与马克思学说的总体结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2 点击: 1154 次 我要收藏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异常重视其理论的“整体性”、“总体性”,但是,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是未完成的手稿,加之他一直想写一部有关论黑格尔逻辑或辩证法的著作的愿望未能实现,故从逻辑总体上理解、阐释马克思是困难重重的[1]8~9。二战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即许多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诸如美学之类与政治毫不相干的课题”[2]367。这种转向是值得深思的,因为在德国古典哲学诸大家的体系中,美学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理论环节和结构要素,而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为什么缺少一种逻辑形态化的美学呢?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史的开端。

马克思逝世之后,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阐释大致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西方学者大都否认马克思学说中包括有系统的美学思想,以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为首的早期的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者则经历了一个由否认到承认的过程,即早先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美学只有一些“零散见解”,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们才按照列宁阐释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著作中有关美学、文学艺术的见解串成一个至今仍广为流行的“马克思美学体系”。在第二阶段,随着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入研究,许多西方学者把马克思思想的演化过程分为两个时期,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并由此描绘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全然不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美学观。
上述两种阐释方向表面上针锋相对,充斥着“冷战时期”誓不两立的意识形态交锋的火药味。实际上,两者在阐释过程中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从根本上忽视了马克思美学思想在其整体学说中的逻辑地位及作用。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眼里,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从来就被表述为马克思学说中其他组成部分的逻辑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基石是被当作认识论—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故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完全被厘定为一条相当抽象的认识现实社会中文学艺术等审美现象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马克思美学思想认可与否的标准竟使用着这条相同的“原则”。当卢那察尔斯基否认马克思有着系统的美学思想时,他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讲,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基础正是普列汉诺夫奠定的。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零散见解,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直接目的,要把在艺术领域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原则的方法指出来。”[3]329 到了30年代,认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理论“原则”才被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在内的研究者们创立出来了[4]4。
勿庸讳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如此非整体地阐释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方向是由列宁所倡导的。尽管列宁说过,甚至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在具体的阐释中,列宁按照自己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极为重视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并从时间上把马克思学说的发生、发展看作是一个线性过程,即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中经费尔巴哈,从而完成了观察、分析社会历史过程的认识方法论的理论变革,制定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建立起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马克思学说。显然,在列宁的眼中,马克思学说的灵魂是一种观察历史、变革历史的方法论。历史地看,如此阐释马克思学说是马克思学说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含义和列宁所处时代的必然产物,但逻辑地看,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并没有涉及到马克思学说深层的文化含义,其认识论—方法论的阐释原则不可能揭示出马克思学说深层的文化内涵得以生成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结构。换言之,列宁阐释原则最大的缺陷在于:其一,把马克思学说内在的复杂的网状结构抽象化为一种简单的外在的线性结构。由此,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在起源上得不到统一的证明,缺乏一种人类文化整体意义上的本体论根据,马克思学说内在、历史的本体论含义被置换为一种外在的、超历史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也正由此,马克思学说中的美学思想——其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学说的本体论含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游离在列宁的理论视野之外;其二,列宁线性的认识论—方法论阐释原则不仅从理论本身舍弃了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而且从逻辑上为后来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表述制定了一种从属性的基调,即马克思美学思想不过是马克思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个结果,是认识社会、变革社会的一种工具,列宁之后社会主义运动中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诸多混乱多本源于此,或者说,列宁的阐释原则使共产主义运动染上了过于狭隘的经济、政治色彩,忽视了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本体尺度的整个文化变革,以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沦为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中心的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工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美学方面概括马克思学说的文化底蕴成为一种时髦。据在英语世界享有声誉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称:“近五年来,在美国和英国兴起了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在美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刊物,出版早期杂志的专集和艺术批评文选,召开学术会,设置学术机构,其目的是在理论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5]484 有人认为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是一种审美想象的戏剧性因素[6],因为“马克思是非凡的,他既不是一个活动家,也不是一个学院思想家,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幻想家。马克思在他同时代人中最非凡的地方就是他预见了人类社会广阔而诱人的审美前景”[7]。还有人认为,“马克思吸引二十世纪人们的原因根源于其满足了人们的神话—宗教需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并非是一个知识的纯理论体系,而是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一种以前由神话和宗教活动来实现的功能”,所以,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成分是一种与美学相关的“神话思想”[8]2~3。这些概括尽管有着阐释者的不同理论意向,但是,它们又共同彰显出如下命题,即: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质具有一种美学性质,或者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中凝聚着一股强有力的维系着其学说诸逻辑化组成部分的内在张力,并且,正是这股张力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探寻着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文化含义。
这样一个命题似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相去甚远,但是,这又是一个确实成立的文化命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和诸成分的统一点来论证这个命题。
所谓“出发点”,在此是指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起点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理论氛围中氤氲生成的,而非指马克思某一学说中某一概念范畴的特定来源。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有着三个来源。前边我们说过,列宁囿于自己认识论—方法论的阐释原则,他更注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精确地说,是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首要影响。在列宁的影响下,长期以来,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起步的说法似成定论,科尔纽准确地描述出了列宁阐释原则中的理论偏向,他说:“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来源都受到黑格尔辩证法框架的制约。”[9]1 这种把马克思学说片面地黑格尔化的做法始终只停留在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的外在逻辑关系上,而不能阐明这些外在的逻辑关系是依什么样的原点生成“展开”的,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整体上应具有一种原初的胚胎形式,一个包孕后来得以展开的各种外在逻辑关系的原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
从马克思最初的思想轨迹来看,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不是认识论化的哲学,而是本体论化的美学。或者说,马克思学说的根基不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和终结者费尔巴哈的学说之中,而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潮之中[10]414。应该指出的是,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潮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一种纯美学运动,其本质上是一种与传统认识论哲学分道扬镳的泛美学化的本体论哲学,影响极为深远。这是历史为马克思所铸造的一个出发点,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始终萦绕在马克思的心际,而其命题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矛盾则成为马克思学说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内驱力。
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其内在矛盾又是什么?
康德率先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提出,在审美中“怎样才能使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11]369。但是,贫穷、落后、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喘息的德国现实已不能容忍康德的玄妙思辨,歌德和席勒终于发出直视现实的“狂飙突进”的呼声,美终于从柏拉图对理想彼岸神秘的瞬间感受回归到痛苦、矛盾的现实本位,也终于从康德的纯思辨性的精神活动外化为体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日常活动。德国人是不幸的,他们还没来得及品尝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甜果,英国工业化迅速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骇世惊俗的暴力与混乱把浪漫主义思潮的理想图景击得粉碎。由此,歌德与席勒在艺术领域里把碎片般的现实与纯真的理想糅成一个现实的、感性的人赖以寄托的审美梦幻。正如勃兰兑斯所说:“诗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对于它们深刻的不共戴天的矛盾的绝望,对于一种和解的不间断的追求——这就是从狂飙时期到浪漫主义结束时期的全部德国文学集团的秘密背景。”[12]37 这样,如何通过审美途径使人在感性和理性、自由与必然、社会与自然个体的矛盾中复归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便成为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核心命题。
很显然,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把艺术与完整自由的人格、人的本性、欲望、追求、价值、理想深刻而全面地结合了起来,黑格尔也早就慧眼独具地看出了席勒所表述的浪漫主义美学的实质:“应该承认,有一位心灵深湛而同时又爱作哲理思考的人(指席勒——笔者注),早就走在狭义的哲学之前,凭他的艺术感,要求而且阐明了整体与和解的原则,用它来反对那些永无止境的抽象的思考,反对那些为职责而职责的号召,反对把自然与现实、感觉与情感看作只是一种局限和敌对因素的那种抽象的理解。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事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13]76 但是,德国浪漫美学仅仅只能在现实世界中背转身去,在艺术、诗的国度里神往古希腊人独立、自由、完整的人格品性。“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14]39。如此,“是”(What it is)与“应该是”(What ought to be)成为横亘在浪漫美学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而又现实的矛盾。艺术与审美真的能使人们得以克服这种对立与矛盾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吗?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绝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传记材料表明,马克思精神生活的起点与浪漫美学密切相关。1835年,马克思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学,但他在艺术和文学史上却花了更多的时间,并广泛接触了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一年之后,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因沉浸在“爱情的世界”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浪漫主义爱情诗歌。马克思早期诗歌创作活动所展现出来的远非仅仅是个人的或传记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他与燕妮曲折的爱情生活的写照,其中浓缩着浪漫美学追求人生完美存在的巨大矛盾与痛苦。他不是在纯个人的情感天地中咀嚼这种有形的痛苦,而是把其放大为一种形而上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抗,这种破坏人的精神世界的和谐、完满的根本性对抗深深地折磨着年轻的马克思,他为自己无法摆脱这种贯通浪漫主义美学的根本矛盾而苦恼万分。应该说,这些诗歌的内涵已远远超出狂热的爱情,而表现出了一个未来的思想家的最初的精神动荡与心灵的分裂[15]857~858。
诗歌创作的失败,准确地说,因无法摆脱“是”与“应该是”之间的矛盾而深感“烦躁”和“苦恼”的马克思严厉地指责自己的诗歌“是纯理想主义的;……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15]10。无疑,这是马克思挣脱浪漫美学内在矛盾的第一步,这一步清晰地显现出马克思未来学说发生、发展直至形成的基点,而这个基点恰是马克思对浪漫美学核心命题扬弃的结果。也就是说,浪漫美学所要求的人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命题将逐渐演化为马克思学说整体中诸组成部分的共同底蕴及相互关连的统一点,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明确反对“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也正因为把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看作是绝对对立的,所以,浪漫美学也就必然地或是变成古典主义,把“完整”、“独立”、“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幻化到古希腊亡灵的身上,或是变成消极浪漫主义,自绝于现实,在所谓“纯艺术”的囚笼中浅吟低唱,顾影自怜。在马克思看来,“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15]11。显然,早熟的马克思在服膺黑格尔之前已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思想洗礼,即对自己思想的出发点——浪漫美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内在矛盾作出了清醒的评价。
闯入黑格尔哲学殿堂的马克思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张力。在其从1837年到1841年研究哲学的结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实际上在哲学层次上以黑格尔的语言继续叙述着浪漫美学的核心命题。
我们知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学说是在古希腊衰落的时代产生的,作为独断论的体系,它们或是从抽象的、孤立的人类意识出发(伊壁鸠鲁),或是从普遍的人类意识出发(斯多葛主义),或是通过使人摆脱可疑的知识和空想的活动(怀疑论),简言之,把人与环境,把应有与现有彻底割裂开来,其目的在于使人在已经发生的普遍社会灾难中成为不受外部命运支配的自由的人,它们断言,真正的幸福必须到精神和心灵的牢不可破的安宁中去寻找[16]223。从时代的特征看,德国浪漫美学思潮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论是何等的相似。所以,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把理念、精神与实在、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发展过程的思想,但另一方面,马克思顽强地甚至本能地以渗透在浪漫美学思潮之中的人本主义作为观察、分析希腊化时期“自我意识”哲学的出发点。正由此,在马克思的解释视野中,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观本质上凸现出一种不同于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上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观。科尔纽首次从理论上注意到马克思的这种阐述,他说:“这里,马克思既从鲍威尔的观点,又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对哲学作了一种新的理解,认为精神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情况下完成的。”[17]193 这种“新的理解”确切地彰显出马克思从浪漫美学思潮的内在矛盾切入黑格尔思想的运动轨迹。按照这种“新的理解”,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人的完整存在有着内在的根据与现实的合理性,或者说,浪漫美学企图超越现实、寻求一种审美的完美人生恰是这种自我意识哲学的根本命题。可见,马克思把浪漫美学以人为本的整体性原则与黑格尔辩证发展的有机整体观融合起来后,浪漫主义泛美学化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命题也就历史而逻辑地凝固为马克思日后观照历史过程的理论基点。

上述分析表明,德国浪漫美学所要求的人的完整存在的核心命题是马克思学说发生的原初动力,亦即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的统一出发点,换言之,人的完整存在是日益丰富展开的马克思学说的本体论根据,离开这种本体论根据,我们便无法找到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点。与浪漫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再在纯粹的审美领域去勾勒与现实社会、人的现实感性存在绝然对立的完满形象,而是在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的现实感性存在日趋丰富性中探寻人何以达到完满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决不是像他的后世者们那样,要把人的个体存在钉死在命定论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相反,马克思所看到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孕育、发展、成熟起来的人的个体存在必定冲破社会经济关系的束缚,直到成为一个个完满、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即《资本论》所言,共产主义不过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8]649。所以,马克思在提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史的时候,也就必然同时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9]478 这种“个体发展的历史”即“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20]77。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把上述历史发展的两种表述综合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尺度: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104
这段话至少表明,源自浪漫美学核心命题的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不仅延续在马克思学说的整体发展过程中,而且是马克思理解、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本体性尺度。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的分析与论证愈来愈离开其出发点的美学含义,但从实质上看,马克思对此命题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多方面的论述,恰是此命题的内在逻辑之使然。
当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确证人的自由与完满存在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之后,他陷入了一个“苦恼的疑问”的时期,即《莱茵报》阶段。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作过全面的反思:“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22]7~8 应该说,这段话是澄清当时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唯一可靠的证据。第一,马克思所遇到的“物质利益”的“难事”,就直接后果而言,成为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莱茵报》时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问题的马克思至少改变了自己思考问题的视角,不再以抽象的理性原则去否定现实中的一切,而是让现实中的矛盾充分暴露,并与旧有的种种理性原则相冲突。《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都具有这种特点。第二,史料表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研究,一开始就杜绝了空想的色彩”[23]185。对此,不能简单地说当时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就高出青年黑格尔派许多。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的众多分歧中,笔者以为有一点是根本的,即青年黑格尔派许多成员在思想起点上都直接源自黑格尔,他们的社会理想其实从未超出黑格尔的国家理想,只不过黑格尔是消极等待理想的到来。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根基从来就不是某种政治形式,而是浪漫美学高扬的人的感性的现实存在,是人的自由、完满的发展。所以,一度服膺黑格尔的马克思才会立即超越黑格尔,一度与青年黑格尔派并肩战斗的马克思才会最终与他们分道扬镳。由此而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最初态度说明,已投入社会现实活动的马克思仍然思考着浪漫美学的核心命题。从《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到《巴黎手稿》,马克思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人的现实的彻底解放与自由。
从美学方面看,马克思从《莱茵报》至《巴黎手稿》的思想历程是极有意义的。它准确地彰显出浪漫美学核心命题是如何沉淀为马克思未来学说的底蕴的。马克思此时的“苦恼”和“疑问”已不再是浪漫美学单纯对现实持伦理否定态度而产生的“苦恼”,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应该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得到完满的实现,使马克思感到“苦恼”的是:以什么来确证终究要在人的现实存在中展现出来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呢?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了人的本质——自由、完满的自我意识——与世界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调、不协调、再协调的辩证的对应关系后,如何在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中把抽象的思辨还原为具体的而逻辑化的历史行程呢?这似乎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个问题之中,凝聚着从康德至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泰斗们的全部心血。马克思的回答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尺度就是人之为人的感觉,即人的现实感性存在。从这一点看,把《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视为揭开马克思学说底蕴奥秘的钥匙并不为过。因为正是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把浪漫美学的核心命题从纯粹精神性的审美王国中拖回到尘世之间,并为其奠定了更为坚实也更具历史发展性的感性本体论的证明,而且相当清晰地展现出自己未来学说整体的逻辑网络。
感性尺度的确立使浪漫美学核心命题的哲学人类学内涵更深刻地延续到马克思学说之中,它不仅使马克思学说泛美学化的理论出发点嬗变为科学化的历史透视点,而且潜在地构成了马克思学说超越自身而与新时代文化理论共振的交会点。因为纯粹的精神现象、思辨理论仅仅是过去岁月的结晶,其固然也构成人类精神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点,但其终将不能见容于随时代变化而更新的人的感性;而只有把握住在人类交往、创造性活动中生成发展并日趋全面丰富起来的感性,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审美乐章才是可以解读的,惟此,人才可能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活动中获得一种自由的审美感受,故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也不可能是自身单独的解放,人的解放必然是一切人的解放,即人的感性的全面解放。所以,马克思确证人的全面解放的感性尺度不再是浪漫美学虚幻的审美尺度,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既现实又超越历史时空的人类学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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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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