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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2 点击: 911 次 我要收藏

  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会议以“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为主题,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主要方面,同时也借此机会深切怀念已经辞世三年的张岱年先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态势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资源各显精彩,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七十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就提出了“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主张,他们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综合哲学”的设想,而且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创造的综合”与“辩证的综合”的新观念。但是,这样一种指明了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主张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能作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一家之言而昙花一现。半个世纪后,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文化大讨论,张先生于1987年正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多种主张之一,它起初也没有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经过若干年后,“综合创新”论才在与其他各种文化主张的比较和论争中,逐渐显示出其真理性和现实性,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方向、道路的一种主流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应该说不少学者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上的,但是这一派讲“批判继承”,往往被看做是老生常谈,缺少新意。当时“新启蒙”、“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各种文化主张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却缺少一面非常有号召力的旗帜,在各派文化观点的比较和论争中能够明显地胜出,成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观点。当时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各派观点有种种概括,有概括为四派的,也有概括为五派、六派的,但在这些概括中,不但显示不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很难反映出文化讨论的全面真实的情况。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提出后,我觉得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可以说它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现代新儒学时才意识到,只有把现代新儒学放到20世纪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实质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三大思潮首先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三种不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由主义西化派要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希望走一条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90年春,我在一次谈话[1]中又提出,三大思潮不仅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三种不同的选择,而且也是“五四”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这三派就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这种概括大概是第一次把“综合创新”论看做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大主流观点之一,而且把它当做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代表。也是在这个谈话中,我还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大家知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批判继承”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把“综合创新”与党的文化方针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它不只是张岱年先生个人的观点,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基本文化主张。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新说”,自然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张先生本人也看到了这个谈话,并意识到这是对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有力的支持,所以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1991年10月21日,张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主张‘综合创新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但响应的人似乎不多。美籍华人林毓生提出‘创造性的转化’,却受到多人注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古如此。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2]写这封信时张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已经四年了,他的感受是“响应的人似乎不多”,所以才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感慨。这种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得到改变,标志性事件是1995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
“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这是张先生对我的嘱托,我也感到是一种责任,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加自觉了。1992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读张先生与程宜山同志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的读后感:《大力宣传我们的主张——“综合创新”论》[3]。1994年9月,我在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4]的发言。以后在多篇文章、多次谈话中都讲到这个问题,也意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这方面思考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创新文化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历史的考察和论证:一是回顾16世纪以来,即自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我们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四百年间发生过多次中西文化论战,有抵制、排斥西学的观点,也有全盘西化的观点。但应该说,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既有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又有一定的世界眼光,既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赞成全盘西化,而是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来建设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从明末的徐光启,到上个世纪初的孙中山、蔡元培,都是主张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综合创新”论正是对于这样一种正确的文化主张和文化心态的继承、总结和发展。二是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怎样制定自己的文化方针的。从李大钊的“中西调和”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张氏兄弟的辩证综合观,再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以至到我们建国后制定的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说明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一贯的文化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二、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首先,可以用中外文化史、学术史的大量历史资料和例证来说明综合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现在已有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整理的历史资料很有说服力。其次,从道理上说明学术文化是在百家争鸣、多种思潮和学派交汇碰撞中,往往是以一种思想为主而兼容其他各家思想的部分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紧张,在既有“扬”也有“弃”的批判继承过程中得到创新发展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异以贞同”、“杂以成文”、“推故而别致其新”,就是综合创新,所谓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亦相成也”[5],还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倡的“一本万殊之学”,都是讲的综合创新的道理。“杂以成文”、“杂以成家”是新学说、新学派得以生成和发展的规律。我后来在阐述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理论时[6],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学术领域的综合创新要以不同学说、学派的存在为前提,以承认多样性统一、“和而不同”为前提。
三、综合创新论的基本理论内容
  张岱年先生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内容有简明精要的说明。他说我们今天讲文化综合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后来他又明确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综合。”可以说张先生把综合创新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都讲到了。在理论上,他不仅提出“兼和”说作为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础,而且还阐明了文化综合创新之所以可能的根据:一是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二是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我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篇文章中,也就自己的理解,从综合创新的对象和时空视野、综合创新的目的和主体要求、综合创新的方法论特征和基本要素、环节之间的关系,将其内容概括为四个要点,这就是后来洪晓楠同志进一步概括的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四性”。我在《哲学动态》发表的那篇访谈[7]中,也谈到要深入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比如文化到底是可分的还是整全不可分的?当年张先生与西化派人士沈昌晔就争论过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有人用“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来反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提法,说明像这样的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综合创新论与其他两派文化主张,除了反映出文化立场、文化取向不同之外,它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关系问题,包括古今中西文化关系,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各个发展环节之间的关系,都要做辩证的处理。很明显,它与那种要么“全盘性反传统”、要么全面复归传统,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全盘儒化”的排他性的一元单线进化的两极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也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类的折衷主义不同,而是力图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坚持全方位开放的辩证综合观。有人把这种辩证的综合观曲解为无原则的文化融合论、矛盾融合论,我们也要从理论上做出回答。
四、综合创新的具体方法和可操作程序研究
  人们往往认为综合创新只是一种文化选择,只是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化建设方案,而很难进入具体的操作程序。因此解决怎样综合创新的具体方法、途经问题也很重要。综合创新不是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东西的简单相加,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矛盾),满足主体的需要,充分利用现存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在分析、取舍(扬弃)、重释和重构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使其取得新形态,获得新意义。这里除了要明确主体目标、价值取向、资源对象之外,还有一个方法运用问题。在综合创新过程中可以运用归纳法、演绎法以至理性直觉等多种方法,也可以借鉴西方的解释学方法、现象学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方法,但是要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真正做到“创造的综合”而不是“平庸的调和”,最重要的还是要善于运用辩证法。辩证法的逻辑有一些基本规律和范畴,但是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经典诠释、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的方法都是多种多样的。既然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那么研究综合创新方法的一条重要途经,就是通过中外文化史、学术史去总结和发现,一些综合创新的成功范例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方面研究深入后,有可能建立一门“综合创新思维学”这样的逻辑科学,它应该属于辩证逻辑的范畴。
五、哲学和文化上走综合创新之路的典型个案研究
  张岱年先生一生的哲学和文化道路可以说是走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的典范。他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就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建立“新综合哲学”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尝试,虽然没有完成,但已开辟了一条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回答天人、理事、心物、两一、反复、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道路,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天人新学是有可能的。张先生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哲学家,已经显示出了超凡的哲学见识和大家气象。我在《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8]一文中,对张先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见识,曾经总结了四点“难能可贵之处”,其中每一点都表现出了综合创新的眼光和理论锐气。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道路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冯先生一生致力于中西哲学互相阐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工作,晚年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真理的揭示与前人的认识成果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接着中外哲学史讲的。在他看来,不仅“东哲西哲,心同理同”,而且中国哲学中的各家也是相通的。当有人说他是新儒家时,他说:“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个界限对我来说已经打通了。”晚年冯友兰自认为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把儒、释、道和中、西、马都打通了,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吸收包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了。当代中国的许多哲学大家,都是非常自觉地在走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比如像冯契先生、张世英先生等等,这些个案都应该好好研究。
六、综合创新论研究的深化——“马魂、中体、西用”论
去年我在给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的长沙会议写的贺信中,讲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样五句话,后来与陆信礼又有几封书信讨论,一起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9]上。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近代以来讨论很多。由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具有多义性的特点,用来讨论文化问题时往往歧义丛生。体用范畴的一个主要涵义是讲本质与现象或原则与应用的关系,另一个涵义是指实体与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我们讲文化的体用问题通常是在前一个意义上讲的,有时也从后一个意义上讲,包括张岱年先生也是从不同意义上讲的,所以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他有多个论断。很明显,要用体、用二元模式讲清楚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是有困难的。我就想能不能对传统的体用模式做一个变通,引进“魂”这个与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意义相近的概念,而将“体”专门用来指称主体、实体,即联结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那个“形”,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把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在一定程度上综合起来,来解决中、西、马“三流合一”的问题。这里的实质问题或核心问题是要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放在同一个三维结构的模式中。当然这个想法还很不成熟,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后人在张岱年先生开辟的这条道路上应该有所前进,“马魂、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张先生的有关论述中已见端倪,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统一起来也是他想解决的问题。彰显主题、拓宽论域和加强研究深度是后继者的责任。
七、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是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立场,也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普遍哲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对中国是否有哲学提出质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欧美大学的哲学系过去都不开中国哲学课,现在开这门课的学校也很少,这方面课程主要是在汉学系或东亚系开。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原来很有点影响的中国哲学研究室改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其背景也是对中国是否有哲学表示怀疑。这件事情直接引发了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从国内学界来说,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我们充分理解提出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学科自觉,特别是它表现出了一种建立和强化中国哲学主体性、民族性的诉求,对这个学科今后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目前的讨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前辈近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们为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所做的努力,我们能不能全盘否定,一概说成是“以西律中”、“以夷变夏”、“汉话胡说”、“反向格义”,甚至说成是“嫖妓哲学”?参照借鉴西方哲学的认识成果与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其实在这个讨论中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还有没有指导意义?能不能把它看做是必须突破的“紧箍咒”?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应该讨论清楚。另一方面,在合法性讨论中又提出了一些口号,像“重写中国哲学史”、“回归中国哲学的原生态”、“以中国解释中国”、“以夏变夷”等等。它们的确切涵义是什么?怎样用来具体地指导今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什么建设性的、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案?比如说“中国哲学的原生态”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对它是否已经有很明确的认知?“重写中国哲学史”本来是很高的要求,应该是创造性的重写,决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经学和义理之学,回到传统学术史那种写法和讲法。冯友兰先生上北大时,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如果这就是“原生态”的话,那么他自然竞争不过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课堂。近百年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应该说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发展到今天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加强对近百年“中国哲学史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既看到前人艰辛探索所做出的贡献,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明确改革和前进的方向,把“合法性”讨论的积极成果落实到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去。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能只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解决,它首先是一个哲学观问题。只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原理,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中国有没有哲学、应该怎样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从研究方法来说,首先要从中国哲学自己的文本、话语和问题意识出发,揭示按照问题自身的逻辑和不同的时空条件所提出的各种解决之道,来展开中国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在自立宗主的前提下,参考借鉴西方哲学的认识成果和进行中西比较应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认为,挺立中国哲学的民族主体性,与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借鉴西方哲学的认识成果,这三者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而是有可能辩证地综合在一起,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也要走综合创新之路。
八、综合创新中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问题
前面提到综合创新论起初响应的人并不多,后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人们意识到“综合创新”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概念,它不仅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也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特征。现在不仅马克思主义派讲综合创新,而且文化保守派、自由派都讲“综合创新”,有的虽然不这样讲,但实际上也是走的一条多种文化资源互相借鉴、互相利用、互动互补的道路。比如杜维明就多次说他赞成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他讲儒家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造转化就是综合创新,主张儒学要同马克思主义、西方基督教神学、弗洛伊德主义对话,要从这些学说中吸取资源。现在自由派中明确主张“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人也不多,他们中间也出现了所谓“中道自由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流。自由主义的左翼也赞成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他们讲的“通三统”,就是要打通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种传统,试图把三者结合起来。在今天多元化的时代,持排他性的一元单线进化观念的是极少数,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兼容”、“综合”趋向,只是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上,三派明显地区别开来,在处理“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关系问题上各派的取向不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是非常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但是它并不排斥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儒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它们都可以作为“支援意识”而被兼容,或者说辩证地综合进来。另外两派呢,只不过是主导意识不同,西化派是以自由主义为“一元主导”,新儒家是以儒学为“一元主导”,比如杜维明就强调儒学是“文法”而不是“词汇”,有的人则强调儒学是“体”而不是“用”,主张“儒体西用”、“儒体马用”。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上,三派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所以才有对立和紧张。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化综合创新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提出的新概念。这个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结晶,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们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它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综合创新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社会建设)、国防、外交等多方面内容。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综合创新。过去我在文章中提到过1986年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提到过江泽民同志1991年的“七一”讲话,其中都强调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充分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精神[10]。十七大报告讲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同样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精神。在此之前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也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讲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基本特征统一在一起,当然也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和谐思想资源,但有些资源就不足,比如民主法治,就需要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没有综合创新的眼光和气度,就难以建成六个方面基本特征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综合创新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它的灵魂。
十、综合创新与科学发展观
综合创新是作为一种文化发展观提出来的,它在推动学术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今天已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概念。类似的提法还有“融合创新”、“整合创新”、“集成创新”、“扬弃创新”等等,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学”也是一种综合创新理论。除了文化学的意义之外,综合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方面事业发展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本质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思想。举一个例子:南开哲学系毕业的一位同学,是北京一家国营企业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他在为公司党代会起草的主题报告中,就是以“综合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口号,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报刊上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比如2005年大连市委提出一个口号:“综合创新是大连城市发展的灵魂”,并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制度创新、结构创新、发展空间创新、技术创新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站得高,看得远,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综合创新就是充分发挥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促使事物朝着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我们知道有两个最重要的辩证法命题:(1)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2)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古人讲“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讲“异以贞同”、“杂以成文”,都是讲发展是对立面统一或多样性统一的道理;没有“两”、没有“异”、没有“多”就无所谓“综合”,就无所谓对立面统一或多样性统一。从时间维度来说,发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推陈出新”,王夫之讲的“推故而别致其新”。没有创新,不能“出新”,还是那个旧东西,挪个地方,或者简单数量增加,都不是发展。综合创新论是揭示了发展的辩证本性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上面讲的十个问题,只涉及到了综合创新论的若干方面,还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要求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进入新阶段,党中央做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广大干部群众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有许多新创造、新成就,相比之下综合创新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在后面。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有正确文化观的指导,看来能担当此任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所以我们要有紧迫感,加强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力度。
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前景,我个人是持乐观态度的。五年前,在《哲学动态》记者做的那次访谈[11]中,最后提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社会更加开放,西化思潮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人自信心的提高,文化保守主义可能会有更大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创新”文化观会不会被边缘化呢?这些年来确实出现了记者讲的某些情况,新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想都有所抬头,但我仍坚持当时的看法,认为真正符合人类理性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选择是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的。前面已经提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我国思想界,“综合创新”这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某些新儒家和自由派代表人物也表示赞同综合创新的提法,这不是说明它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吗?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综合创新文化观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形成日益壮大的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年前,张岱年先生曾感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他们有某种传播学的优势:新鲜。但张先生对“综合创新”论实际上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这一优势是外来的和尚所不具有的。我想还可以补充说:综合创新论既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又符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这种理论的生命力一定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将处于无可置疑的中心和主导地位。

【注释】
[1]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2]参见陈来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9页。
[3]《光明日报》1992年1月27日。
[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
[5]《汉书.艺文志》。
[6]参见《“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1期;《费孝通与“和而不同”文化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11]《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访方克立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8]刊于《光明日报》2003年2月11日。
[9]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10]参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炎黄文化研究》第7集,2000)、《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二文。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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