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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学术研究应厘清三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0 点击: 1179 次 我要收藏

文字有三义,一曰字面义,二曰文本义,三曰诠释义。治学应首先关注三义,尤其中国学术研究处在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语语境中。
三义之别,一则因一词多义,指称不同,如道、理、心、性、法之类。道有道路之道、规律之道、道理之道,乃至宇宙大本大原之道,甚至行政区划之道;既可谓之治理,亦可谓之言说,不一而足。法有存在之义,亦为规则、仿效、法律种种。二则意义衍伸,由此及彼,尤其见诸成语、俗谚、典故。如三马同槽,马衍伸为司马氏,指司马懿父子三人,槽乃朝之谐音,意为司马父子擅权朝廷;又如“经纶”原初意为整理丝缕,引申义则为才学、能力,所谓满腹经纶。衍伸在哲学领域更普遍,儒指儒家,道是道家、道教;佛本觉悟,又指释迦,也用来指称一切诸佛。其三,由于言意、名实关系不相对应,所谓不可道、不可说、不可名者,故有得意忘言之说。
正因为如此,治学必须留意此三者。首先正确理解字面义,否则不知所云,也就无从对文本义进行探讨。比如“心”,心原为象形字,《说文解字》曰“土藏在身之中”,此“心”指人体的心脏,即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之心。此外,“心”另有四义:一曰思维之心,所谓“心之官则思”;二曰道德伦理之心,即善恶之心,通常说的“良心”,如孟子说的“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三曰意志,如孔子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的尽心;四专指本心、本性,即生成一切的本体之心,哲学上所谓净心、不染心、率性之心、赤子之心、平常心之心,以及无心、心斋种种。意义悬殊若此,若不能把握文本中的字面义,所作诠释势必谬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常有人把本体之心翻译作mind,显然是对心字的误译,应译作nature或 second nature。
强调重视原典,就是要重视历史文化背景和整个语境中的文本义的探讨。文本中有反其意而用之者,辨析本意,尤其应当谨慎。《诗经.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飱兮”,宋人《枫窗小牍》“王介甫(安石)不言所利”,采用的就是反语。老子突出“反者道之动”,故其所用概念多与众不同,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及“生也柔弱”、“死也坚强”,不胜枚举,都应当在老子和道家学派的语境中诠释它的内涵。
从意义上讲,文本义有突出重点的不同,意义也就有所差别。《老子》开篇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有断句为“无名”、“有名”,以及后面的“无”和“无欲”、“有”和“有欲”,显然指称不同,内涵也就不尽相同了。
还有更多的是文本义往往超出字面义的外延,和字面义不同,甚至背离。禅宗哲学以心性为本体,强调“识得本心便能成佛”、“心净则佛土净”,常有“平常心”见诸禅门经典。何谓“平常心”,从字面上看,平常心乃日常、寻常之心,也就是人通常对事物的态度、观念,一般说来人都是喜得患失,所以平常心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显然不是禅宗思想的文本义。从禅学上,马祖道一对此有精确的文本界定:“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儒家讲“率性之谓道”,与“平常心是道”说的是同样的意思。“率性”从字面上既可解释为任凭个人的习性,也可理解为随顺天命的“本然之性”,也就是没有造作、没有分别的平常心。可见文本义同字面义有极大差异,对文本义进行认真推敲显然是治学的关捩。
就学术研究而言,知上述二义是基本,但对文本的诠释是治学的显著特点。其实,对文本义的探讨已经包含了部分的诠释,但还远远不够。诠释就是要对文本进行历史的、现实的,逻辑的、形式的,内容的、方法的全面多维的透析和剖判,而且常常带有诠释者个人的观念和情感,尽管这样的主观因素要尽量摒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治学之妙就在于诠释——不止于证实“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为什么”、“如何”、“如之何”。
《老子》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通常被诠释为:天地、圣人均大公无私,而视万物、百姓为草扎成的狗,不予珍惜,一视同仁。这样的诠释实在牵强附会,很难使人信服,但数千年来竟成共议。其实,“不仁”是动词,是“不以……为仁”的意思,这句话可换说成:天地不会把万物视作无用的刍狗,圣人不会把百姓视作无用的刍狗,这是“仁”或“荣”。所以这句话应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诠释的重要性跃然纸上。
《论语》中“未知生,焉知死”,很多人解释为孔子有意回避生死,或者不愿论及那些不可知、不可言说的事物。不过现在有更多的学者从语义上分析,如“对生尚且不了解,又怎么能认识死亡呢?”如此诠释,似乎更符合文本的意思,也更符合孔子的学问。又如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显是对儒、释性本体论、道德论、方法论和体用关系的诠释与高度概括。从王畿、钱德洪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中,从王阳明对此二人的回答中,诠释义在治学中的客观性和重要性就更加清楚可见。
学术研究必须厘清三义。字面义是前提,文本义是关捩,诠释义则是治学的显著特征。于此三义,或同时并举,或循序渐进,非如此不能有所创获,非如此则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也可能是三纸无驴而贻笑大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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