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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批评的效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13 点击: 1051 次 我要收藏

茅于轼先生撰文提出“知识分子要力戒情绪化批评”,立意不能说不好,但把一切不悦耳的不同意见都贴上“情绪化”标签,且将政治改革不尽人意的责任推到知识分子身上,责备他们的议论“牢骚多,发泄多,冷静分析的少”,好像是把错了脉。茅于轼先生是有为之人,亦是有德之土,而且是我所尊敬的同道,相信不会把我的言词看作对他的冒犯。
批评的目的,除“一棍打死”者另当别论,往小处说,是改过补缺;往大处说,是治病救人;上纲上线,就是“指点江山”,关乎治国安邦了。批评是求进不是求退,要改好不要改坏,从根本上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目标是一致的,但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二者又经常发生冲突,鲁迅说:“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可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存在“情绪化”问题,仅仅要求批评者端正态度,注意方法,也就等于要他放弃批评。对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无论你态度怎样温和,也会引起他的“情绪化”。你提醒他衣服脱了一个扣子,他也会勃然大怒,斥责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分不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为什么不看没掉的扣子,只看掉了的扣子,专挑缺点,是何居心?这种事生活中并不少见。茅于轼先生似乎“好了疮疤忘了疼”。
鲁迅用了一个限制词,只说“大抵”如此,喜欢批评家七嘴八舌的创作家还是旮的。史书记载,东晋时有一对名人父子,都是艺术家,父名戴逵,据说“人物山水,妙绝当时”,他雕刻一尊无量寿佛木像,高一丈六,自觉雕刻技法简陋,雕像不能令人崇敬,但又苦无对策。戴逵便藏在帐中,潜听观众谈论,一褒一贬,悉心研究,终于修成新像,一改旧貌,众人叹服。——这是个会听意见的。其子戴颐既是创作家又是批评家,他被宋太子派到瓦棺寺塑造释迦牟尼像。像成,泥工觉得佛像头部太小了,显得不庄严。但又不好修改,十分为难。戴颐看了,说:不必改头部,把肩胛削去一点就行了。泥工照着他的办法去做,塑像果然改观。他不仅会听意见,还会提意见。从全局考量,头小是肩膀宽了,肩胛小了,头也就大了。如果他要“以头为纲”,在头上狠下功夫,势必要牵动耳目口鼻,重新安排,这个释迦牟尼就要重新投胎了。削一削肩胛,轻而易举,一件艺术珍品,也得以保全。但如果他刚愎自用,以为自己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画本画源,画祖画宗,比释迦牟尼更伟大,做出过激反应:“你一个小小泥工竟敢恶毒攻击释迦牟尼,该当何罪?”又到哪里讲理去?可见批评的效用,并不取决于批评者,而取决于被批评者。所以要知识分子不用“情绪化”的态度说话,只说“负责任的、有礼貌的、符合民主精神和有协商余地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被批评者也是有教养的。而且被批评者的态度更重要,如果他有好话坏话、正话反话都听得进去的雅量,即使批评者态度不那么温和,也能造成一个有礼貌的,有民主精神的,可以协商的环境。广开言路,并不一定得到多少真知灼见,但它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保持昂扬的士气,一个意气消沉的队伍,是不会跟着指挥员冲锋陷阵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官员传出丑闻,遭到非议,在查明真相之前,都要去职回避,因为他已失去公信力,没有脸面再在人前招摇。回避了,群众情绪也就冷静下来,恢复了对政府的信心,不会乱动。黑格尔认为:公共舆论对于社会能起一种调节作用,如果一个人发表了意见,就是尽了他的职责。他的主观愿望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所以言论自由比默不作声危险性要少得多。言论自由,听起来很玄,其实不过是要有说真话的权利。内地一些贪官、昏官、黑官,民怨沸腾,哪怕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要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指手画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要别人尊重你,不鄙视你,其可得乎?如果他再“情绪化”起来,给个小鞋穿,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像孙志刚那样,你又到哪里去找协商的“余地”呢?
批评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当权者起着主导作用。一般情况下,当权者都不喜欢听逆耳之言,对否定性批评,往往火冒三丈。要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批评者讲究一点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但这个“必要”里也未尝不隐含着鄙视的成分:“这家伙不是东西,说话要小心一点。”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能不能说真话,有没有说真话的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听真话。茅先生只苦口婆心地劝导知识分子谦恭有礼,不久恐怕只能听到“今天天气哈哈”了。
回顾一下批评的历史,也许是有益的。当社会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当权者信心十足,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上世纪中叶,曾将批评抬到吓人的高度,说:“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上也充斥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说教,确也表现出一种民主精神,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即使对口出怨言者,也善意相待,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规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时传为佳话。然而好景不长,等到大功告成,踌躇满志,就要唯我独尊,统一思想,舆论一律,施展阳谋,引蛇出洞,深挖暗藏之敌,聚而歼之,叫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再听不见不同声音了。一直搞到”万马齐喑究可哀”,又要劝诱人家讲话,先鼓劲:“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又立保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给自己打气壮胆:“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已经是日子不大好过、需要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时候。但是屡次食言,反复无常,已不能取信于天下。果然随后就说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这就是公开提倡说假话,报喜不报忧,掩盖事实真相。最后就来个“阶级斗争为纲”,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到了“文革”时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开始割人家的喉管了。从对待批评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兴衰的全过程。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是说真话亡了的。
茅先生认为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我相信这不是廉价的叫卖,但它毕竟还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上,政府确有不俗的表现。因孙志刚案件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对萨斯疫情所作的正面回应,开国以来第一次撤换了撒谎的部长,将纵容部属为恶、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省委书记开除出党,都显示出政治家们应变的成熟性,但这种良性互动,是政治家感悟的结果,而不是知识分子冷静分析的结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暴露、批判,是一种社会责任,即使有些出格,也应看作积极因素,因为他还相信你会倾听他的意见,如果连这一点信任也没有了,他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选择沉默。前人遗留的一大弊端,就是在和平时期对各种信息实行战时管制,怕人家说话,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严防死守,只能奏效一时,超过限度,不满就冲决而出,正像马克思说的,过去“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忍受的事情了。”这说明人们公民意识提高了,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参与意识也增强了,对领导者有更高的期望,更强的信心。当民心可用之际,不向腐朽的东西挑战,反而要求人们低眉顺眼地去迁就那种早巳过时、有伤国格的“特色”,难道不让人失望吗?
群众中存在着无法遏制的自发性,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只有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性,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打击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消灭了自发性也就消灭了一切首创精神。有些地方精英已经成为法治秩序的破坏者,横征暴敛,称霸一方,蜕化变质。即以“好心办了坏事”而论,为获得政绩合法性,去圈人家的地,铲人家的青苗,扒人家的房子,剥夺人家的财产乃至生命,实际上已走到民众的对立面,破坏政令法令的统一,最具有颠覆性。而农民的反抗斗争,却是以政策法令为武器,维护中央的权威。他们是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小精英们实行监督的最有效的力量。因此,当政者只有超越传统思维方法,打破历史形成的僵局,顺应自发要求,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保持自由秩序的扩展,在动态中获得稳定,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逻辑。鲁迅说:“暴露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让知识分子闭嘴,是无聊的人们求之不得的,真正有为的人们会从不平鸣声中寻求支持。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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