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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朋: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大师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13 点击: 1587 次 我要收藏

如今,人们推重“大师”犹如古时膜拜“圣人”。[1]虽然庄子说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篇》)之类的话,但在儒家那里,圣人确是要死人才做得。比如,孔夫子眼里唯有周公是圣人。孔夫子身后,又被学生树为圣人。[2]再后来,圣人的名单一再拉长,曾子、孟子、朱子都成了圣人。[3]大师则不同,逝者有资格被奉为大师,健在者也可能被冠以“大师”的头衔。当然,若按戏谑者的说法,“所谓权威大抵是比同龄者活得更长久罢了”,大师也是需要年资的。[4]譬如“含泪某公”,年纪轻轻就敢当大师,自然不会招人待见。[5]
不过,近来的风气好像有些变化,颇有大师要从娃娃抓起的意味。名校争办“大师班”或为一例。[6]有人看不下眼,遂质问起“大学能否培养大师”来。[7]论者开篇即说,其意在“探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以及如何扯上关系”,结尾处却说“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以成就大学”。结论与立意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未必”、“或许”等模棱两可之词,亦不免让人疑惑: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如何成为大学?大师又何以成为大师?[8]
论者未加限定地使用“大学”字样,乍看起来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说世上所有的大学都未必能造就大师。但从后文来看,所指摘的其实还是国内的(历史上也及于当今的)大学。文中多次提及的陈寅恪先生,被论者认为是“大师”。经查,陈寅恪先生13岁即开始海外留学,前后长达16年: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学习4年,后因病回国。1918年7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因而,陈先生的求学经历表明,外国的大学“或许”“能够造就大师”。
论者断言,梅贻琦校长所说的大学要有大师,指的不是要培育大师,而仅仅指要聘请好的师资(大师)。此一高论不知其所据为何(恕笔者简陋,闻听梅校长强调大师,并非要把教授用来提升大学的声望,而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的作用[9])。此外,论者也没有言明,梅校长任内的清华没有培育出“大师”,是否就意味着所有中国的大学从此之后就不能培育出“大师”。事实上,不拘一格用人才、将无名后进培养成为学界大师的例子,在梅校长任内的清华确有其事。华罗庚即为一例。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即生爱才之心,决定聘请华为该系资料员(助理员),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大学课程,月薪40元。次年破格升为助教;第四年又升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1938年,华罗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学校召开资格审查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他的教授资格。1946年他应邀赴美,历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0]
若将论者关于中国大学不能造就大师的宏论,以及经其诠释的梅说“大学要聘请好的师资”联立起来,势必得出中国的大学要想得到好的师资,只能靠借力于外国大学造就的大师这样的推论来。据此,“挖大树进城”,从全球引进“人才”,就成了理所应当之事。然而,华罗庚的经历恰恰提供了中国大学有责任发现和培育(未来)大师的反证。至于陈寅恪留学美、德等国时,人家是否待之以“大师”,也尚待考证。
多年前,鲁迅在引领青年思考“未有天才之前”、鲜花与泥土的关系问题时曾指出:“天才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其中“天才”二字不妨换做“大师”。既然大师不是天生的,就必须思考大师何以成为大师的问题。既然当下的大学培育不出大师,就有必要追问一下其中的原委。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陈、华二人都没有博士学位,却都可以得到清华的礼聘(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如闻一多、[11]如钱穆[12])。“英雄莫问出处”,这该是造就大师的第一步。陈、华二人都游学多方,不拘泥一家。正如金庸笔下那些最终成为武学宗师的人物,郭靖、令狐冲之辈,无不师从多方,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是汝师”,[13]这或许该列为成就大师的第二条法则。这二条可以作为反观今日国内大学种种作为的镜鉴,以启示成就“大师”的路径:大师一定要出自北美抑或德意志名校的门庭?发表英文的、且为SCI收录的papers,可曾是成为国人公认的“大师”的必要条件?[14]当年,陈寅恪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似乎得到了吴宓或梁启超的推荐。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15]此说虽未必准确,但陈寅恪当时没有什么著作却是不争的事实。1938年7月29日,胡适在一封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中国”教授的信中提到,陈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其唯一的英文著作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6]既然英文paper对陈、华这样的前辈大师不是必须的条件,奈何据以要求后进的“小师”必须为之?其实,即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也不用英文写paper。基普.S. 索恩曾抱怨说他浏览爱因斯坦发表的科学论文时,因为不懂德文,只能看1965年的俄文选集,而爱因斯坦的大多数论文直到1993年才开始译成英文![17]
王全安导演说过一句实在话:“中国电影从来不缺乏大师,缺手艺人。”[18]这话完全可以用在中国大学身上。事实上,如果大师是稀有的,那么在珍视并保护大师的同时,就不能无视该如何对待“小师”的问题。鲁迅提倡“做土”的精神:既要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19]培根也说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20]可惜,患上大师饥渴症的人们好像并不打算使用这剂胰岛素。
综上,前引论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提醒人们适度反思梅校长的大师论:大师何以为大师?大学究竟为何而立?大学仅是属于大师的吗?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何以成为大学?在未有大师之前,大学是否有善待无名“小师”,为其发展进步提供充分的条件,以便“大师”有可能从中产生的责任?
[1] 圣人的话题不仅见于儒家,墨家也讲。见《墨子.修身》。
[2]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东晋以后,人们开始把孔、孟并提。唐代韩愈首倡道统之说,扬孟抑荀,把孟子定为孔子学说的唯一继承人,称为“亚圣”。
[4] 吴冠中则以幽默的口吻告诉学生:“所谓大师,是失败最多的劳动者,打工最多的劳动者。”程曦:“吴冠中:中西合璧的‘艺术苦行僧’”,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23676。
[5] 对于某公含泪一事,大抵应了鲁迅的话:“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其实,其人遭厌恶,冒领大师头衔倒在其次,关键是矫揉造作,甚至否认历史事实、试图反复欺瞒公众。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南方周末》2010年2月25日E24版。2010年2月,由近20名书评人和学者联合推出的“09-10年度烂书目”发榜,余氏《问学》榜上有名。姜妍:“余秋雨《问学》等获评年度烂书”,《新京报》2010年2月25日C09版。
[6] 清华大学即被纳入教育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该校设有姚期智计算机班、钱学森力学班和数学基础实验班。有人戏称之为“摇钱树”。2010年秋季该校还将开设生命科学和化学实验班。郭少峰:“清华自主招生联考学校有望增多”,《新京报》2010年3月5日A12版。
[7] 吾民:“大学能培养大师吗”,《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F30版。又及,论者频将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与梅贻琦校长的大师之论并举。其心中或对二者关系了然,读者却容易误读。国学研究院的设立是曹云祥校长任内的事。其于1929年7解散。1931年梅贻琦始任校长,二者并无交集。
[8] 1929年夏,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他的数学成绩较低,但他的国文成绩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主管录取的老师便将他的成绩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家伦打破惯例,予以破格录取。许诺:“开明的人才观:不拘一格求人才”,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1746。类似的还有钱伟长。1931年夏,18岁的钱伟长参加高考,以中文和历史两门学科100分的成绩跨进了清华大学。那年清华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从没到过北京,更遑论游清华园。年轻气盛富有想象力的钱伟长没有包袱,大胆想象,花了45分钟,洋洋洒洒写就一篇450字的赋。命题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只能给钱伟长满分——100分。四叔钱穆看到后则告诫他别太气盛。那年的历史题目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怪题,好多人考了零分,钱伟长又答题如流,稳稳地考了满分。可是,钱伟长其余四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却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方正怡:“钱伟长:桑榆匪晚奔驰不息”,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7485。若依照全面发展的原则,钱钟书、钱伟长可能都上不了清华,也上不了大学。2010年8月钱伟长逝世。媒体刊登的怀念文章称:“1979年-1980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都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惟独钱伟长,尽管有中央文件点名改正,清华却要拖到1983年1月才办。”“上世纪50年代,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的钱伟长,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不少,反响很大。在蒋南翔校长的心中引起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钱伟长被划成右派与当年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也与此不无关系,其右派问题迟迟得不到改正液正在于此。”王扬宗:“钱伟长”,《财经(双周刊》2010年第17期(8月16日,总第270期),第132页。
[9] 赵聪、谢晓怡、彭春丽:“梅贻琦:清华的‘终身校长’(上):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新时报》2009年11月16日B3版。
[10] 裴毅然:“熊庆来慧识华罗庚”,《中国教育报 》2009年4月12日。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0255。史轩:“开明的人才观:不拘一格求人才”,《新清华》第1781期(2009年11月27日)第4版。吴晶晶:“华罗庚”,《经济日报》2009年12月16日第3版。“大师是怎样成长的——选自《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光明日报》2010年9月25日。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23830。
[11] 闻立雕:“我的父亲闻一多”,《新民晚报》2009年5月30日-6月5日连载。文中提到,清华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是很看重资历的,而闻一多“既不是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清华当年只是个留美预备学校,课程不分科系或专业),又没混上一个博士、硕士的学衔、学位(他留美学的是美术,而美术家没有博士、硕士之称)”,“他的国学根底完全是在家中打下基础,以及后来刻苦自学得来的”。
[12] 钱穆没上过大学,是“小教”出身的学者,后来却能在燕京、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等名校当教授。
[13] 见[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诗。
[14] 如今的中国总有许多见怪不怪之事,例如:互联网既已通天下,一些海外归来的学人却似乎偏以对中国之事知之甚少为荣;一些内地的(尤其是那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三五百米的)大学则每每鼓励甚至是强求其教员用外文(主要是英文)而不是中文给学生授课、在“国际(多数情况下是美国)”的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以示不俗和水平高超;而热销的报纸评论专栏上,却总能有供职于国外大学的中国或华裔学者用中文写作的文字,或褒贬时弊,或宣介异域经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何总是在远方?奈何,奈何,奈之奈何?无可奈何!
[15] 默秋:“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一)”,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19972。2010年5月24日访问。
[16]李传玺:“胡适与陈寅恪友谊的见证”,《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月3日。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21933。
[17][美]基普.S. 索恩:《黑洞与时间弯曲》,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01页。
[18] 王全安:“我只是一个手艺人”,《南方周末》2010年2月15日E21版。毛寿龙在微博中写道:“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家:国内课题项目经费、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家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用途规定很严、很死,要求必须精准预算,结题验收要一一对账,但科学研究很难根据预算去进行,于是必须一年花费4个月对付申请和预算等工作。”《新京报》2010年8月3日A03版。
[19]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未有天才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7页。
[20] 转引自[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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