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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隽:大学精神何处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13 点击: 1134 次 我要收藏

学界似乎总是定期轮换一定的热点话题:90年代初有学术传统重建的命题,后来又逐渐演变成对百年学术史的整理和学术规范的探讨;近年以来,大学史研究与相关图书出版逐步升温,大学精神相应成为了热门话题。
始作俑者,当属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北大旧事》。此书虽是选编,但其中所凸显的学术眼光,与随后的一些赶北大校庆时髦的跟风图书相比,自是大异其趣;而由学界公认的三联书店推出,意义也超出北大回忆录之本身;到《老北大的故事》一书出版,则大学史研究已经呼之欲出了,此书一改经院式的学术研究风格,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见精神,将北大百年的若干问题一一道出,不乏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诸多专著读物中,此书以其兼顾学术品位与美文笔调而独树一帜。
陈氏二书之受好评与畅销,引发了书界的一股大学热。先是出版《老北大的故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一鼓作气推出了一套“老大学的故事”,包括老清华、老中大等,惜乎多是前人文章选编,能如陈平原先生一样由自身之研究而发为专著者,尚未之见。
既然学界之研究与运作实力尚不足以推出这样的专著,不如干脆请高明的学者编选这样的文集,借名家眼光来弥补选本相对专著之不足,于是有四川人民出版社所推出的“中华学府丛书”其中有:北大中文系钱理群编《走近北大》,清华中文系葛兆光编《走近清华》,复旦中文系陈思和编《走近复旦》。
在具体学府以外来探讨大学精神的,有辽海出版社推出的杨东平所编《大学精神》。该书着意凸显百年以来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分为大学的理念、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学生自治、寄语青年学生、大师办学、经典文本等七编,读者不难通过这样的设计,领略百年中国大学精神。由梳理百年中国大学的经典文献,进而重温大学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眼光和启人深思之处。
其实,讨论大学之历史与精神,放眼世界,显然比局限于中国一隅更有价值。有鉴于此,上海文艺出版社别有会心地推出了“世界名校文化丛录”丛书,第一辑包括四种。有张凤的《哈佛心影录》、孙康宜的《耶鲁:性别与文化》,王海龙的《哥大与现代中国》,但既是立足中国,没有中国大学则总觉尴尬。可与哈佛、耶鲁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北大、清华虽是中国的超一流,但在世界顶尖大学中却无立足之地。思之虽感惭愧,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故此,主事人别出心裁,邀请近年以研究北大而引人关注的陈平原先生加盟。“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出于这种体认,陈平原“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便有了这本《北大精神及其他》。
郑勇评此书,开题就是“是真精神自风流”描绘出学人气象之大度与潇洒,使人不胜向往。然而《北大精神及其他》之值得一读,倒也无论如何不愧了这样一个好题目。
自1998年举国上下借北大校庆形成一种关于大学的话题和讨论时,我就一直想提一个问题,即:大学精神何处寻?我们心仪大学精神,其实所关心的更是那种精神风骨对于世俗人生的指导和示范意义。但真精神究竟何在?大学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是在书本中徜徉徘徊、追溯历史、考察古事,那么意义又何在?周义对陈先生的思路颇有独到见解。在评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时,他说:“本书‘中国大学百年’诸篇颇具形上意味,它从横向(发达国家)、纵向(中国传统),这一比较教育的框架中映照今后教育路径,其‘问题意识”之沉痛剀切,其应对思路之登高望远,比之今日‘应试’、‘素质’之腾嚣众口,实胜出多多。”作者颇能体谅学者治学时的深层关怀与寂寞苦衷,认同陈先生所说“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科研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作为传统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本非人文学者的研究范围和责任,但陈先生之所以跨越边界,却有深意在焉。百年前学术研究任尝有界?百年后今日网络技术之发展更使超越边界成为家常便饭。
我以为,“大学精神”认识与表彰对于中国未来大学之发展可谓“生死攸关”。它至少应包含“兼容并蓄与学术独立”、“养成人格与自由意志”、“保持张力与典范意义”诸方面。这三条六点虽然是针对“大学”而言,但鉴于大学主体分别由校方、教员、学生三方组成,所以这三条也是各有侧重,而分别对应这三方而言。“兼容并蓄与学术独立”主要是指为大学主体的校方之气象风范,及其对内对外的态度方略。所谓“兼容并蓄”者实源自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办学方针:“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强调大学应“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术独立”则要求摆脱外界试图干预、控制大学的任何力量,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严”。“养成人格与自由意志是“大学精神”的根本所在,更多的是相对学生而言。这涉及到一个“大学何为”的问题。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 durch Wissenshaft)”,即学习的最高目的是达至修养的境界,其手段则是对科学的追寻和探索。反身自顾,这也是我们目前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即批评者一直指出的:我们重视知识的传授,而相对忽略了人格和修养的培育。就此而言,教员应当更多地承担起“保持张力与典范意义”的责任。虽然大学被人们评为“钻研高深学理”的象牙塔,与世俗社会距离不小;但实际上民众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往往多依赖于“象牙塔”内的孤独精神者奠定学理之基、指明灯塔所在。大学,毕竟是知识的殿堂、智慧的象征。北大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固然是民气所聚、民心所向,但若无《新青年》“春雨润物”的“持之以恒”,民气岂是一日可以养成?而若无北大象牙塔中人的学理之滋润,《新青年》又如何能“长久作战”,唤醒民魂?所以在我看来,所谓“保持张力”,即教授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保持必要的“人间情怀”,保持对社会的一定关注,在必要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这种张力,也意味着热心政治的教授,不要过分地陷入政治运作的怪圈,保持作为学人的独立和思考。具有这种“张力”的教授就具有了“典范意义”,其言传身教的影响也就至为深远。陈平原先生谈到自己与中文系“四大导师”——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林庚的多年交往所感受到的人格风范,那种“从夫子游”所领略的“精神的魅力”,正是即将消失,却又令人无限神往、更感遗憾的“校园风景”。
教育学研究者之视角与人文学者之思路各有侧重,正有互补之效,所以能得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加入此行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由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选取百年中国大学史上一些最有特色的横截面,来凸显大学文化与精神。这包括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燕园风景、1978—1989、九十年代校园文化调查等七种。这种选题所体现出的设计思路和眼光,以及学术研究的态度,无疑有独到之处。一种学问的形成,初时当然有赖于资料和文献的积累,但起步后则更多取决于是否有学者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以逐步构建成学科的框架。
现在谈大学史学科的形成似还太早,但其发展态势无疑让人看好。综观学界、书界对于大学史的发掘、研究与推出,大致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选编资料;二是独立研究。在内容范围上,虽仍以国内为主,但已注意兼及世界。近年都在说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何在?我是同意梅贻琦校长的意见的,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研究中国百年大学史,研究世界名校史,看看历史是如何走过的,可为我们今天大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极重要的正反两面例证。而大学建设之重要,在于它是民族的思想灵魂,且构建国家未来之文明与历史。陈先生显然寄意深远,称“借助北大这个个案,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教育”,如此看来,则北大个案的研究意义已然超出谈论一个大学本身。
其实我之特别推崇此书,倒不仅是欣赏陈先生学问一以贯之的开拓视野、学术眼光、人文关怀,更感兴趣的还是该书文本之外的两种突破,一则是跨越边界的意义,已如前述:二则是“第三种笔墨”的文本价值。陈先生自谦是半学术半文章的尝试。我读此书,如江河泛舟,如坐春风,如沐喜雨。一言以蔽之,此真学者文章也。学术之为文,本非绝对枯燥无味,但今之学者作文多半悬的太高,让大多数人无法卒读;读此书方若有所悟:原来探讨学术也可以这般轻松自如,不必一定要在书桌前正襟危坐。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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