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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继元:概念创新是构建合理学术评价体系的基础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13 点击: 1129 次 我要收藏

近年来,学界在不断反思学术评价中存在的质量和创新力评价弱化,过分数量化、形式化、行政化以及评审专家人情化、评价结果软化等诸多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探讨更有意义的评价体系建设问题。当原有概念失效时,概念创新就成为构建评价体系的基础。
例如,许多人都认为引文数据、文摘量等只是定量评价,或主张“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更要经受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评价’”。从字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深入思考,就会产生疑问:同行评价是什么含义,引文数据是如何来的,难道不包含同行评价?实践和历史评价与同行评价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并列或对立的关系吗?难道实践和历史评价不需要评价主体来认定吗?如果需要,那么评价主体中的主力——学术共同体(同行)在实践和历史评价中不是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吗?
根据全信息理论,任何信息和知识都可以分成形式(语法)、内容(语义)和效用(语用)三个要素。学术评价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评价客体生产出的知识的量和质的评价问题,而质又可以从知识的内容(含义)和效用(价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知识的形式、内容、效用三要素可以推广出“三位一体”新概念组合: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
所谓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外部特征的评价,它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评价,也包含定量评价,但最终的评价可用数字、数据反映,包括发表论著数、被引用数、被摘量、获奖数、发表字数、获专利数、发表成果的级别、院士和教授人数等。形式评价也有同行评价,但不是直接对评价对象内容质量、效用的评价,而是与内容质量、效用评价有密切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评价对象的知识含量,是一种简单易行、粗略、可测试、可核实的评价。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如对成果一般性、非精确的评价,或对宏观、中观总体的估价,此种评价是有效的或最不坏的评价方法。但对某些要求高的惊喜评价,它可能是评价的基础,有可能参考,也有可能不参考,一切视具体的评价目的而定。
所谓内容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本身特征的评价,由同行专家通过直接观察、阅读、讨论来进行。为了计算方便,可能也会将定性评价转换成数字,但最终的评价通常用文字或数字加文字来反映。它是针对某一评价目的对知识内容的逻辑性、合理性、价值等的直接评价,是一种费时费力,测试,核实更花时间,但却精细、较为可信可靠的评价。一般对于涉及评价对象直接、重大利益的精细评价都应采取此种方式,不能片面强调工作量大而放弃。
所谓效用评价是指实践、时间、历史对评价客体实际作用、价值的验证或最终评价。它既强调用一段时间、有限的实践、已有的历史事实来评价,更注重长时间、更多实践和事实的评价。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效用常表现为被社会机构作为有关政策、措施出台的依据,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的结果;在人文学科领域,其效用则常表现为精神产品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气、舆论等产生的作用。由于此种评价包含着无限的过程,因此它是一种“进行时”加上“未完成时”。
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评价目的,应该精细评价的却进行简单、粗糙的评价;而应该简单评价的却人为复杂化。比如评价学者的成果质量及创新性,这是一种精细评价,不适合仅用粗糙的形式平价,不能因为工作量大或怕花功夫,不用或几乎不用更有意义的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目前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三种基本评价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大体可分别对应于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这三种学术评价都不同程度的包含定性和定量评价,因此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很难说清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这三种方法的优劣和适当的使用范围,但用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来解释则容易很多。
文献计量方法可以提供学科领域组织性、结构性较强的描述数据,弥补定性评价在内容上的局限。另外,它在成本和效率方面也存在优越性。但它毕竟是一种从评价对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去进行分析判断的方法,尽管形式与内容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内容和效用本身。尤其是人文社科评价对象的内容、效用又有许多特点,在许多情况下形式评价不能或不能完全反应这些特点。
形式、内容和效用三种评价,或文献计量专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同行学者、社会公众的三种评价可以形成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三角校正”关系,从而为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提供帮助。既弥补了以引文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形式评价的不足,又尽可能的屏蔽专家进行内容、效用评价时的低效、主观和不可消除的个人情感等干扰因素,将难以测度的专家的内容、效用评价进行规范和量化。但对某些对象,不能量化的对不能偷懒图省事勉强量化,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形式评价中的某些引文数据,有可能是人为制造或研究热点等原因所致,在内容、效用评价中,同行专家可以通过细致分析数据的来源加以确认,并做相应处理,从而获得校正性的合理评价。
学术评价只能以学术共同体为主导,但在实际评价中,则是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精选最合适的共同体代表参加具体评价。尽管共同体(同行)也有评价失误的时候,尤其在评价费公示项目获成果时更易出错,但这不具有普遍性,而且,通过及时公示制度、监督制度等,全体学术共同体及社会大众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交流纠正其失误。学术共同体在所有的三种评价方式中都有作用,但介入程度不同、评价目的不同。因此,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有资格进行学术评价的命题是成立的,,他与文献计量学的评价、定量评价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同理,那种将同行评价与实践、历史、时间最终评价对立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同行专家在最终评价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具有求真务实精神和专业知识特质的同行专家在历史长河中比社会大众更能看清“实践”的意义,更能识别非共识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可见,提出形式评价、内容评价、效用评价的概念,能够更好地说明各种评价方法的特点,更好的理解学术共同体评价与实践、时间或历史的最终评价之间的关系,合理解释国内外评价的历史、现状以及预测未来,具有创新意义,从而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源: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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